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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lib和Colby(1988)向那些关系出现问题的人提出了在争吵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他们把这样的争吵分为破坏性的争吵(destructive quarrels)和好争吵(good quarrels),并指出争吵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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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一味道歉,不分谁对谁错;对所争吵的问题沉默或置之不理;或者假借他人之口贬低对方;引出与争吵无关的问题;为了和谐而违心同意对方的观点;间接批评或攻击对方的长处;威胁对方将会遇到意外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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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私下吵架,不要让孩子听到;弄清楚所争吵的事情,就事论事;表达出你积极或消极的情绪;说出你同意什么,反对什么;提出一些能够使对方表达关心的问题;等待自然的和解,而不要妥协;提出一些能够增进双方关系的积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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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系破裂所造成的情感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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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的破裂往往会给双方造成情感上的伤害,心理学家发现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希望赶快终止与异性的关系。对男女双方来说,当爱与友情一旦成为往事的时候,他们都要经历情感上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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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这种关系破裂的时候,对哪一方的伤害更大呢?心理学研究发现,在关系结束时是谁先提出来这项因素,对伤痛程度有影响。Hill等人(1976)发现,先提出结束关系的一方痛苦少一些,这种效应在男性身上表现得更明显(Helgeson,1994)。Robin Akert对344名男女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在预测大学生的分手体验时,个体在分手决策中扮演的角色是最重要的预测变量。他询问大学生伴侣在结束关系的决策中所担负的责任程度,把大学生分为三类:终结者——表示自己在分手决策中承担更多责任,是主动提出者;承受者——表示自己在分手决策中承担责任较小,是被动接受者;共谋者——表示双方承担责任相等,双方的影响一样。结果表明:承受者的感觉非常糟糕——他们有高度的孤独感、抑郁感、不快、愤怒,并且几乎所有的承受者都报告说,他们在分手后的几周内体验到各种各样的躯体症状。而对终结者来说,分手后的沮丧程度、痛苦程度和能够引发焦虑的程度都是三组中最低的。尽管终结者报告说自己感觉内疚和不快乐,他们体验到的诸如头痛、胃痛以及进食和睡眠障碍等负性躯体症状是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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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还发现,恋爱关系中如果遭到拒绝的话,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紧张和痛苦。对此的解释有两个:一是从传统性别角色的角度讲,由于男性被看成是控制和权力的中心,因此当这种关系破裂的主动权被女性所控制的时候,男性会体验到较高的对自尊的威胁和情绪紧张。第二,由于男性在恋爱中往往只对一个人专一,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中,当这个篮子被打破的时候受的损失与伤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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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关系破裂必然伴随着伤害,为了应付这种伤害,男性和女性经常用自我安慰的话语来平息自己的伤痛,比如他们经常说“我总算摆脱那个恶魔了”等。有时候人们还会借助于体力活动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女性经常还会通过哭泣、把事情告诉朋友、读书以及咨询等方式缓解由此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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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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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指人们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关心和支持(Raschke,1977),社会支持的来源不仅包括家人、朋友、同事等,也可能来自与我们关系一般的其他人,甚至陌生人,而支持的形式既可能是情绪上的,也可能是物质援助。当恋爱等亲密关系破裂的时候,人们也经常通过寻求社会支持来减轻压力,心理学家Gore(1984)和Thoits(1982)认为当人们失去亲密关系的时候,家庭和朋友的社会支持往往会成为应付紧张的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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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人们总是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种网络给我们提供所有必需的东西。Berkman(1990)研究了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他从三个方面区分了老年人的社会关系情况:一是社会支持网络的结构与成分,二是通过该网络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的形式与数量,三是老年人对社会支持的知觉满意度。结果三个维度的评价都证实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与人格健康有积极的作用,老年人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就越好。Mery等人(1990)从生理的角度探讨了社会支持对免疫功能和应激行为的影响,发现社会支持在压力、应激源及应激行为之间起着缓冲作用,社会支持通过减轻压力和应激而对免疫功能产生影响。Elizabeth还证明社会支持对抑郁症有影响:来自病友的社会支持可以解释37%的抑郁变异,而社会与经济压力只能解释其中的13%。社会支持也影响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来自父母的支持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必需的。Keneth对比了即将升入大学的与被学校开除的高中生生活情况,发现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与来自父母和朋友的社会支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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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a等人(1980)关于社会支持对产妇影响的研究被看成是这方面研究的典型代表。这项研究是在美国瓜特马拉的一所医院的妇产科进行的,在研究中研究者把将要生产的产妇随机分成两组:实验组和控制组。其中实验组有33人,控制组有103人。在实验组的被试进入产房以后,在她们的旁边坐着一名不懂医术的妇女,她的任务是向产妇提供社会支持,具体方式是与产妇谈话或者抚摸产妇;而控制组的产妇只接受来自医生的检查,比如量血压、测脉搏等。实验的因变量有两个:一是产妇生产所需要的时间,二是产后的母婴关系。结果令人震惊:实验组的产妇生孩子平均花了8.8小时,而控制组的产妇平均花了19.3小时,并且实验组的产妇在产后大多数很清醒,常常微笑着对自己的孩子说话,只有约37%的人有一些抱怨,而控制组抱怨的比例高达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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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社会观念的变迁,社会支持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为了保证自己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我们有必要去寻求和利用生活中的种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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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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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约会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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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南部100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山村,这里的年轻男女和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的同龄人一样,拥有同样的希望和目标——找到属于自己的爱人并与之共度一生。但是他们通往结婚殿堂的道路却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人们有着惊人的差异。在这里约会是被禁止的,甚至连年轻男女的普通见面也会被认为是不恰当的。根据传统,一个人未来的配偶是由父母决定的,父母往往是从候选对象的社会背景——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来源等方面考虑。在这些被安排的婚姻里,新娘和新郎通常是在结婚当天才和对方第一次交谈。而在婚礼庆典上新娘的号啕大哭和新郎的不知所措及无可奈何是很常见的。这一切看上去是一个不幸的开始,但是许多这样的结合最后却是成功的。与西方国家相比,这里的离婚率最低,尽管在这里新娘的地位非常低,但这并不能说明她们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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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注意到,对个人主义社会而言,浪漫的爱情在婚姻中十分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但它在集体主义社会则没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个人主义社会里,浪漫的爱情是令人兴奋的、高度个人化的经历。个体将完全沉浸在和新伴侣的关系中,一时间忽略了朋友和家庭。而谁将成为自己的另一半,和谁结婚这样的决定更是被视为个人的事情。相比之下,在集体主义社会里,恋爱的个体必须充分考虑到家庭和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意愿,这种意愿有时是接受一桩被安排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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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西方人寻找伴侣的方式已经渗透到集体主义社会之中,且媒体的描述的确起了作用。比如在尼泊尔,未婚夫妇现在开始给对方写信,从而在婚礼举行之前增进彼此的了解。在这些信中,未婚夫妇并不是像西方人那样交流浪漫的爱情;相反,他们讨论一些严肃的、指向他们未来共同生活的经济方面的话题,以及使对方相信自己是忠诚和值得信赖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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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英国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在家乡的同胞一样,将婚姻看成家族的联姻,而非两个人的事情。年轻的印度妇女不会认为婚姻的基础是爱情,而认为婚姻是建立在相同或相似教育背景、收入、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和性格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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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代的求爱手段,包括“快速约会”,都在改变着传统的约会方式。快速约会包括一些适龄男女在一个公共场合彼此交谈几分钟,有些人在快速约会中遇到了自己钟情的伴侣,就会被迅速引见给双方父母。尽管这种形式在个人主义文化的社会也存在,但是它在集体主义社会产生了更深远的派生形式。在这种求婚模式下,尽管求婚者在一开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最终还是由双方的家庭来决定。因此即使是像恋爱这样一些人类的基本活动也能反映出社会心理学中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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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第三版) 三、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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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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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好爱情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理想。有一首以诗改编的流行歌曲就唱到爱情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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