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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决策本身就是复杂而有趣的事情，在团体决策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团体极化现象。团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是指通过团体讨论使得成员的决策倾向更趋极端的现象。早在60年代初，决策心理学家就开始注意到团体讨论对成员最终决策选择有较大的影响。当时还在MIT读管理研究生的James Stoner着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他想知道在团体决策中，团体是否真的会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趋向保守，他在研究中用到了下述例子：假定你是一个管理咨询专家，有一天某个加拿大公司的经理E先生向你咨询。由于他的公司非常兴旺，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所以E先生想扩大生产规模，再建一个分公司。他有两种选择：一是把分公司建在国内（加拿大），这里社会稳定、易于管理，但缺点是投资回报率一般；另一种选择是把分公司建在国外某个国家，那里原料和劳动力价格都比较低，所以投资回报率高，但缺陷是从历史上来看，那个国家的社会不太稳定，一些少数党派一直想要控制国家政权和外国投资。你要选择的是在这个国家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为多大时，你建议E先生在该国建分公司。发生政变的概率变化范围从0.1—1.0（数字小代表社会越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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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1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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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2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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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3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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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4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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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5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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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r通过对几十名学习管理学的学生的研究，他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恰恰相反：即经过团体讨论之后的结果比个人的结果更为冒险，后来的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风险转移”（risky shift——通过团体讨论使得结果更为冒险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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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入，许多心理学家发现团体决策中有时候也出现与风险转移相反的保守情况（Fraser，gouge &Billig，1971；Knox &Safford，1976）。为了更好地解释团体决策中的这些现象，Moscovici（1969）、Myers（1976）把这两种情况都叫做团体极化：当个体最初的意见保守时，通过团体讨论的结果将更加保守；而当成员最初的意见倾向于冒险时，团体讨论将使结果更加冒险，如图9-6所示。研究者还发现，与解决一般问题相比，人们在解决重要问题时更容易产生团体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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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概率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也逐渐使用一些新的方法来研究团体决策中的极化现象。Snograss（1988）、Martell（1993）、侯玉波（1994）等人先后把信号侦察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的原理和指标用于研究这一问题，进一步证明了团体极化现象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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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团体极化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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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团体在决策中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大多数心理学家支持社会比较理论和说服性辩论（persuasive arguments）的观点。社会比较理论强调在极化产生过程中规范性影响的作用，而说服性辩论的观点则把重点放在了信息性影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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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社会比较理论的思路，在团体讨论过程中，成员比较关心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与团体其他成员相比到底如何（Goethals，1979），人们在决策开始时往往认为自己的观点在社会要求的方向上比别人的更好。所谓更好要看团体或任务的性质而定，比如在一个强调自由的团体里，更好意味着更开放，而在一个强调保守的团体里，更好意味着更保守。但在决策过程中，通过与他人观点的社会比较，他发现自己的观点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与社会要求相一致，因为人们希望他人能对自己做积极的评价（社会规范性的影响），所以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以与他人或社会的要求相一致，最终也造成了团体的决策趋于极端。Vorauer和Ratner指出，在人际交往的开始阶段，每个人都害怕迈出第一步，都以为其他人可能对此并没有兴趣，所以会选择拘谨的沉默。Miller和Mc Farland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他们让人们阅读一篇很难理解的文章，并告诉人们在读文章遇到任何困难时都可以寻求帮助，结果确实发现没有一个被试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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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比较观点不同，说服性辩论的思路则认为人们在团体中的极化现象并非希望自己或他人对自己有一个积极的评价，而是认为人们期望获得有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这里，论点对决策选择更为重要（信息性的影响）：因为人们从他人那儿获得论点和信息，如果多数人支持这些论点，个体也会倾向于支持它，并且更多支持而不是反对的论点会出现，从而使得这种观点变得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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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团体极化的基础是什么，其影响力非常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Mc Cauley和Segal对世界范围内的恐怖组织所作的研究表明，恐怖主义是那些有相同的不满情绪的人聚到一起，彼此之间相互交流，逐渐变得更加极端，结果使个体表现出了在远离群体时不会做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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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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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团体思维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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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思维（groupthink）也叫小集团意识，它是指在一个高凝聚力的团体内部，人们在决策及思考问题时由于过分追求团体的一致，而导致团体对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能做出客观及实际的评价的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经常导致灾难性的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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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关注此现象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Irving Janis（1971，1982），他通过研究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Pearl Harbor）、猪湾事件（The Bay of Pigs invasion）以及越南战争（The Vietnamese war）时的决策资料发现，在处理这些事件的团体决策中，都犯了团体思维的错误。Evans和Dion（1991）也发现，在工作团体中，由友爱所支持的高凝聚力团体有助于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在决策的时候，这样的小团体却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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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团体思维产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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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is认为，团体思维比较容易发生在由强有力的领导带领的团体和凝聚力极高的团体中。团体凝聚力使得团体成员对外界的意见保持沉默，领导经常会提出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极力主张推行。团体成员不会提出异议，一方面是他们害怕被团体拒绝，另一方面则是他们不想因此打击团体的士气。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之上，Janis进一步提出了团体思维产生的先决条件，包括五个方面：决策团体是高凝聚力的团体；团体与外界的影响隔离；团体的领导是指导型的；没有一个有效的程序保证团体对所有选择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考虑；外界压力太大，要找出一个比领导者所偏好的选择更好的解决方式的机会很小。因为这些因素，团体成员强烈地希望团体内部保持一致性，而不管是否有团体思维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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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团体思维的症状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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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is以及后来的心理学家还分析了团体思维的症状，指出团体思维的症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会受伤害的幻想，相信自己的团体所作的决定一定不会错；相信团体的道德，团体的决定是为了大家好，不会有偏私；对决策选择的合理化，多数人选择的一定是准确的东西；对对手有刻板印象，我们可以使用任何措施针对对手，因为他们是不值得尊敬的；对反对意见的自我审查，一旦有反对意见出现，马上予以反驳；有一致性的幻想，团体的一致比什么都重要；对提不同意见的人的直接施压，有不同意见就靠边站，不要妨碍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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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症状相比，团体思维的后果更令人担忧，团体思维的后果往往是有害的，它对团体决策的不良影响主要有：对行为的其他可能原因调查不完全，使人们不再关注问题的真正原因；对团体目标调查不完全，一部分人的利益代替了团体的目标；对所偏好的方案的危险性缺乏检查，认为它已完美，无需深入分析；对已经否决的可能选择未加以重新评估，它里面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也被抛弃了；未详细探讨有关信息，一部分人所提供的信息不受重视；处理信息时有选择性偏差，合我意的选择，不合我意的删除。正因为如此，团体决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极低，正如我们在开始讲到那样，团体思维常常会引发灾难。英国心理学家Newell和Lagnado认为团体思维还可能解释伊拉克战争。萨达姆和布什身边都有一群和他们具有同样目的的进言者，这就迫使其他的反对者沉默，而令其只挑选支持自己的信息，伊拉克人的思维是对入侵者进行反抗，美国人的思维则是成功的入侵会带来和平的领土占领和今后长期的民主统治。但实际上，二者的目的都没有达到：伊拉克人没能够抵挡美国人的军事打击，美国人也没有在伊拉克获得他们希望看到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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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服团体思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