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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改变陡然降临。和其他大城市一样,在伦敦,打车服务软件优步(Uber)扰乱了出租车行业。毫无疑问,优步司机不可能掌握可跟伦敦出租车司机匹敌的“知识”。但有了谷歌地图的帮助,优步司机同样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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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只能按照应用程序指示拐弯的司机,拥有广博知识的司机有什么优势吗?这场辩论席卷伦敦。出租车司机及其支持者说,卫星导航有局限性,而且容易发生故障(就好像人类司机从来不犯错误似的)。其潜台词是,“基本知识”这一独特的英国传统正濒于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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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猜到这个故事会怎样结束。不管伦敦人是禁止打车服务软件,还是投入它们的怀抱;不管变革是迅速发生,还是要等上几十年,总有一天,数字巨人会占上风,上岗的司机们就无须再死记硬背城市地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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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知识外包给数字共享平台(digital commons)是21世纪的重大叙事之一。无论你自己掌握哪些专业知识,云端都已经知道了,或是很快就会知道。网络的知识更新速度比你更快,网络检索知识的速度也比你更快,并且还能更好地找出关联。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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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人们很担心被机器取而代之。在21世纪,人们担心的是,被欠缺知识的低收入人群取代——只因为后者得到了机器的加持。缺乏“基本知识”的低收入人群拥有了“麦当劳式知识”(McKnowledge)——比方说,他们知道怎么使用GPS导航软件。醉心于技术的人们说,这种创造性破坏不可避免,最终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关于不可避免,他们说得没错。遗憾的是,不可避免的变化并不一定总带来最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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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知识”考试是纯粹的英才教育,在讲究出身阶层的英国,这种教育至今仍难以完全实现。阶层、种族、宗教、性别和年龄,全都不重要。唯一要紧的是,你要熟知街道。虽然申请人有可能会花上好几年时间准备考试,但为此付出的时间和金钱通常远远少于大学教育的花费。伦敦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比许多大学毕业生都高,而且还能自由支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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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步的进入门槛要宽松许多,但优步司机的收入也“少了许多”。为优步开车,既不是一份职业,也不能实现向上流动。在优步司机发现自己被无人驾驶汽车取代的那天到来之前,情况恐怕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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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鱼,未必不如授人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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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改变课程就像搬迁公墓一样,阻力重重。然而改变确实发生了。2013年,共同核心课程标准(Common Core curriculum)不再要求全美的小学生掌握书写英文草体字的技能。爱达荷州代表林登·贝特曼(Linden Bateman)对此感到愤怒。他说:“现代研究表明,儿童手写草体字比用键盘打字调动的大脑区域更多。各州把草体字书写从标准课程里删除,这在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贝特曼补充说,他每年要手写125封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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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曼现年72岁,比全美的学生们都年长。但持类似观点的,不止他一个人。课程标准变更引起了怀旧派说客们的强烈反应。反对者在7个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征集到了足够多的支持者,把草体字重新带回了所在州的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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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手写草体字是否还有价值,而在于取消它之后,替代的课程是否能带来更多价值。上课时间用来教写草体字,就意味着这段时间不能用来教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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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事实,还是传授方法,是教育的永恒困境。在传授事实的这一边,是背诵乘法表、历史大事日期和教规;在传授方法的这一边,是强调批判性思维和技能(比如怎样在互联网上查找事实,以及你是否需要用到某一项事实)。如果用这种简单化的方法来提问,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传授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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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教小学生认识哥伦比亚的首都吗?”2009年金斯顿大学(Kingston University)新闻学教授布莱恩·卡斯卡特(Brian Cathcart)向英国全国教师协会小学委员会主席大卫·范恩(David Fann)提出了这个问题。范恩的回答是一个响亮的“不”字。“他们不需要学习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首都在哪里,”范恩说,“法国的首都,该学;但哥伦比亚的首都就不必了。学会怎样使用地图效果会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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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恩的说法并不新奇。查尔斯·狄更斯就曾在《艰难时世》中创造过铁石心肠的校长托马斯·葛擂硬(Thomas Gradgrind)这个人物,以讽刺维多利亚时代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现在,我想要的就是事实,”葛擂硬说,“只教这些男孩女孩事实。”不过,随着故事的推移,葛擂硬有了跟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狄更斯笔下的另一个人物,出自小说《圣诞颂歌》)类似的顿悟。他意识到,每一项事实的传授,只不过给无用教育之墙上又添了一块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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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的小说(以及平克·弗洛伊德的摇滚歌剧)只说对了一半。你不能向斯克鲁奇式的督学证明一项事实或一块砖的价值。拿掉一块砖,墙还能立着。拿掉若干块砖(拿掉的砖不能太多,也不能靠得太密),墙仍然能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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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以为砖太多,就觉得拿掉大部分砖也行,这就错了。那样一来,孤零零的砖块就只能悬在半空了,墙会垮掉的。学习者必须掌握足够多的事实,才能对自己掌握的知识及其欠缺部分心中有数。只有这样,他才能免受达克效应的影响,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借助谷歌补上自己所欠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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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查找”哥伦比亚的首都到底意味着什么举个例子吧。他不仅需要懂得阅读地图或搜索网络的技能,还需要了解以下两项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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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一个叫哥伦比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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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几乎所有国家都有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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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1是学校教的。事实2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其他地方都很少被明确指出。这是学生们在学习了许多国家及其首都之后,自己猜测出来的。除非你既知道事实1也知道事实2,否则,你根本都不知道要查找什么哥伦比亚的首都。实际上,事实和方法不见得可以轻松拆分开来。教育方案侧重于任何一方,都很可能会影响到学习心理的运行方式,这样的风险未免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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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核心课程标准是保守派对自由主义教育趋势做出的一种反应。它的教父是弗吉尼亚大学英语教授小赫施(E. D. Hirsch Jr.),他认为淡化事实的教育运动搞得太过头了。他注意到,今天的学生普遍缺乏前几代学生具备的基本文化背景。赫施回忆说,自己的父亲是孟菲斯的棉花贸易商,喜欢在商务信件中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典故——而这些典故,其他商人同行也看得懂,明白其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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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施批评现在的教育制度过分强调方法和“批判性思维”,轻视对事实的传授。很多时候,老师告诉孩子们,事实只不过是“举例子”。赫施认为,事实很重要。他与合作者们一起编撰了一份清单,收录了大约5 000个人、事和观念。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清单里包括伽马射线、洛可可艺术、绝对零度、人造肛门和阴茎羡妒症等术语。一如赫施所写,它们是“信息网络中所有读者必备的基本知识……这些背景信息存储在他们的头脑里,使他们在拿起一张报纸阅读时具备足够的理解力,能归纳要点、把握内容,将所读信息与未言明的语境挂钩;而语境,则为读者读到的东西赋予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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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赫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文化素养:每个美国人都应该知道的东西》(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这份清单就是全书的基础。在书中,赫施援引了一项实验:哈佛大学本科生道格拉斯·金斯伯里(Douglas Kingsbury)在哈佛广场询问路人:“怎么去中央广场?”大多数人给出了简洁明快的说明,比方说“地铁的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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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金斯伯里又假装成游客的样子,说:“我是外地来的。请问中央广场怎么去?”这一回,路人给出的答案要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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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你先上地铁。地铁入口在那边,你看到了吧?下楼梯,买张票,把它塞进插槽。进站后,你走到开往昆西站的那一边。在那边乘坐地铁,不过你很快就得下车,因为只坐一站就能到中央广场,你一定要记住在那儿下车。你会知道什么时候到站,因为那儿的墙上有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中央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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