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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会为了自己团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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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我来说，尊重团体的决定很重要。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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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是我的兄弟姐妹失败了，我会觉得自己也要负责。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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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即使我很不赞同团体成员的决定，我还是会避免和他们起争执。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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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因为受到称赞或奖励而受人注目，我可以坦然地面对。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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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能够自己照料自己，对我来说是第一要务。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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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偏好以直接、坦白的态度面对自己刚认识的人。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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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喜欢当个独特的、在很多地方都与众不同的人。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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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独立于其他人之外而存在的自我认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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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问卷是Singelis设计的独立型与依赖型自我测量量表的一部分。该量表的目的在于测量一个人对自己的相互依存性和独立性的评价，实际的量表共包含12个测量相互依存性和12个测量独立性的问题项目。这里对两类问题项目分别列出5个题：前5个题是测量相互依存性，后5个题则是测量独立性。可以计算总分，也可以用平均分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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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与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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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前面，已讨论过的归因偏见（基本归因错误，当事人和旁观者差异以及防卫归因）都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每个地方的人在形成归因时都会运用这些认知捷径（Norenzayan，Choi，&Nisbett，1999）。但是随着社会心理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心理学家发现：即使在归因过程中，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过去的十年中，社会心理学家对归因偏见进行了许多跨文化的探索，得到了许多有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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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与基本归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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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知道了基本归因偏差的概念——从内部对行为加以归因，忽略行为产生的外部原因。但是，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偏差主要出现在强调个体自主的西方文化中。因为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一个人被看成是独立自主的，他或她的行为反映了其内部特点、动机和价值观（Markus &Kitayama，1991）。相反，像中国、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国家中，因为强调的是团体以及个体从所属社会团体中获得的自我感。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是否强调个人自由和自主的西方文化通过社会化，使其成员偏好内在归因而不是情境归因呢？相比之下，是否是强调团体成员身份，相互依存以及对团体规范的服从的东方文化通过社会化，使其成员更倾向于情境归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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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证实了上述的猜测：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的确更偏好对他人做出内在归因，而相比之下，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更偏好作出情境归因。但是如果认为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从不进行内在归因，则是错误的。他们也会做出内在特质的归因，只是更多地注意到情境是如何影响行为的，并善于将情境的影响考虑在内（Choi，Dalal Kim Prieto &Park，2003；Choi &Nisbett，1998；Choi，Nisbett &Norenzayan，1999；Krull et al.，1999；Miyamoto &Kitayama，2002）。许多研究证实了上述的观点。Eward Jones和Victor Harris（1967）在一项研究中，先要求目标人物写一篇文章或做一段演讲，其关于主题的特定立场是事先指定的（比如赞成还是反对）。之后要求被试对目标人物在这一问题上的真实态度进行评定。请记住，文章的立场是被指定的，即不一定就是目标人物的态度。结果如预测的那样，无论如何，美国被试对目标人物的评价上犯了基本归因错误：他们认为目标人物所表达的态度就是这个人真实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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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归因的差异也证明了这一点。Joan Miller（1984）以印度人和美国人为被试，让被试对朋友所做出的各种行为进行归因。结果发现美国被试偏好从内在人格的层面来解释这些行为，他们相信朋友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原因在于他们就是这种类型的人，而不是这些行为发生的情境；相反，印度被试偏好从情境的角度解释他们朋友的行为，对印度被试来说，情境信息更加重要。你可能会认为，也许是美国人和印度人想到的行为例子不同——也许印度人想到的行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情境引起的，而美国人想到的行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内在人格引起。为了检验这一可能的假设，Miller选取了一些印度被试想到的行为，并把它们交给美国被试来解释。这时再次出现了内部和外部归因的差异，美国人仍然会做出行为的内部和人格归因，而印度人认为这些行为是由情境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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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研究发现了东西方人在归因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差异。彭凯平等人比较了中文和英文报纸上的文章对两起谋杀案件的解释：一起案件是爱荷华州的一名中国学生卢刚在谋杀了几名大学教授和同学后自杀，另一件案件是密歇根州的一名白人邮政工人因为失业而枪杀上司（Morris &Peng，1994）。在分析了《纽约时报》和《环球杂志》（一份使用中文的美国报纸）上有关这两起犯罪的所有文章之后。Morris和彭凯平等人发现：《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撰写的文章中更多地使用内在归因，而《环球杂志》则认为这些谋杀主要是由外部因素引发的。例如美国记者将卢刚描绘成“被黑暗蒙蔽心智的邪恶的人”；中国记者在描述卢刚时，更多地强调了情境原因，比如“与他的导师相处不快”以及“他与中国人没有沟通”。从这一点来看，西方文化中的人看起来更像人格心理学家，从人格角度来看待行为；东方文化中的人看起来更像社会心理学家，会考虑到情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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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与其他的归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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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仍在继续研究文化和归因偏差之间的联系，他们研究了韩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中的行动者和旁观者差异（Choi &Nisbett，1998），发现在对自己（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时，韩国被试和美国被试并没有太大差异——都对自己的行为都做出了情境归因，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以一种自己熟悉的方式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美国人更有可能认为另一个人的行为是由其人格所引起的（基本归因错误），而韩国人更有可能认为他人的行为是由情境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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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研究者对自利偏差进行了研究，也从中发现了很强的文化因素。例如，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谦逊和人际和谐。因此可以预期，中国学生会将他们的成功归结于他人，比如他们的老师或父母，或者情境中的某些方面，如学校的教学质量很高（Bond，1996；Leung，1996）。他们的文化传统并不鼓励他们将成功归因于自己（比如他们的天才或聪明才智），而这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鼓励的。正如所料，美国被试比中国被试更加的将成功归因于自己（Anderson，1999；Lee &Seligman，1997）；中国学生将他们的成功归结于情境中的某些方面，这正好反映了他们所属文化的价值观。有趣的是美籍华人虽然生活在美国，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欧裔美国人所持有的自利偏见（Lee &Seligman，1997），他们的归因模式与中国大陆学生是相同的。失败的情形又如何呢？像美国这样的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很可能产生自利偏见，在自身之外的情境中去寻找失败的原因；而在像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将失败归结于内部原因，而不是外部原因（Anderson，1999；Fry &Ghosh，1980；Oishi，Wyer &Colcombe，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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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研究也发现公正世界（Justice World）的信念也受文化因素的影响。Adrian Furnham（1993）认为，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倾向于相信世界是公正的文化中，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会被看成“公正”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相信穷人和弱势群体之所以所得较少，是因为他们本来应该得到的就少。因此，公正世界归因可以被用来为不公正进行解释和辩护。一些研究显示：在贫富分化极端严重的文化中，公正世界归因比在财富分配比较公允的文化中更为常见（Dalbert &Yamauchi，1994；Furnham，1993；Furnham &Procter，1989）。例如，印度和南非的被试在公平世界信念量表上的得分比美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津巴布韦的得分更高。在这一样本中得分最低的群体，即那些最不相信公平世界的人，是英国人和以色列人（Furnham，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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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与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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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学关注的另外一个领域，是文化与思维特性的关系，这类研究集中地反映了文化心理学的第四个取向——文化与内在假设的关系中。几十年来，跨文化心理学发现了东西方人在文化及行为上的诸多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些差异的文化与生态学成因。可惜的是这些解释仅仅是表面性的，它没有提供深层的原因。目前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已经逐步认识到，文化不仅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也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与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体现了文化的特征，而且反过来又决定着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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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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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对立一方面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对立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从世界的变化性出发，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鲁迅先生曾对此加以评价：“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将屋子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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