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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格纳把谷歌效应跟分布式记忆（distributed memory）的一般现象联系起来。上网敲打键盘只是我们在大脑之外储存信息的诸多途径之一。早在虚拟社交网络出现之前，我们就在真实的社交网络里分享记忆、知识和专长了。我不是美食家，但我有能推荐好馆子的朋友。我不认识大夫，但我认识能推荐专科医生的全科医生。我们无法知道一切信息，但我们靠着认识相关领域的人就能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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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分布式记忆可以抵消错误信息。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抗生素能对抗病毒，但这是错的。但正如耶鲁大学的丹·卡汉（Dan M. Kahan）指出的，“大多数人”并不会给自己开阿奇霉素，重要的是他们知道生了病最好去看医生，并遵医嘱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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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效应是对分布式储存的另一种适应方法。云端是个恰巧知道一切的朋友，它随时可用，能在几秒钟内提供答案，永远不会对愚蠢的问题感到烦躁。因此，哪怕我们对它的依赖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也都不足为奇了。经济学家赛斯·斯蒂芬斯-达维多维茨（Seth Stephens-Davidowitz）注意到，在谷歌上，包含“我的阴茎”一词的第三常见搜索关键词是“我的阴茎有多大？”其实，拿把尺子你会有更准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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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粘贴的去道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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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云端的依赖叫人想起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熟悉的一个行当：“助记员”（mnemon）。助记员是职业的好记性。在元老院进行演讲和辩论时，他们会站起来提供所需事实。显然，没有人认为这表现了演讲者对专业知识的欠缺。今天，互联网扮演了常见的助记员的角色，而我们时代的政治家们却对它又爱又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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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被控从维基百科和其他在线来源抄袭资料。他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书《政府霸道》（Government Bullies），逐字逐句摘抄了《福布斯》杂志一篇文章中的段落，共不足100个字，且未提供出处。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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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鱼子酱公司和黑星鱼子酱公司在认罪协议中同意支付5 000美元的罚款，两家公司的法人因此获缓刑3年的处罚。在此期间，这两家公司被禁止申请获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出口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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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段法庭记者报道居然也值得去抄（不管任何人、任何事），这本身就够神奇了。但这还仅仅是政界人士、记者和名人抄袭网上信息来源被报章曝光的案例之一。尽管大多数高调的剽窃者均为中壮年，但他们往往会将其归罪于较年轻的下属。因为年青一代的成长经历，使他们认为复制粘贴是件很自然的事，在道德上无关对错，就跟流行音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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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斯特拉大学新闻学教授苏珊·德鲁克（Susan Drucker）说，就连学生们之中也存在代际差异。“研究生仍然认为文字剽窃是偷盗行为，但十七八岁的本科生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互联网上复制资料很容易，’他们说，‘怎么可能是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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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诱使侵犯版权之外，“网络助记员”还可能鼓动我们对知识采取毫无来由的傲慢态度。在丹尼尔·韦格纳和亚德里安·沃德进行的另一轮问答游戏实验里，半数的参与者可以在网上查找答案，另一半则不能。之后，所有参与者都要填写问卷调查表，对自己的记忆、知识和智力水平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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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之前的预期，测验成绩和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关联。但令人诧异的是，所有答案都是靠查询得来的人自我评价反而更高。复制粘贴谷歌或维基百科的答案让人觉得“我很聪明”（这是问卷中的一道题，询问参与者“同意或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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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地，网上查找答案更容易获得高分。韦格纳和沃德接着做了另一个版本的实验，他们告诉所有参与者每个人都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分数。可即便如此，答案靠在线检索得来的人仍然觉得自己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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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会表示反对，说“觉得自己聪明”跟不说明出处就将他人文字据为己有是两回事。尽管如此，但支持人们上网复制粘贴资料，为这一行为找寻借口，并上升到道德层面的，恰恰是这种主观感受。而这项实验表明，我们已经逐渐把“互联网”纳入集体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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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访问已很便捷，不久的将来会变得更顺畅。电影《安妮·霍尔》中的一个桥段似乎已经过时——或者它只是个预言？伍迪·艾伦在排队，前头有个男人正跟自己的约会对象拿马歇尔·麦克卢汉(13)开涮。艾伦打断此人，说他对麦克卢汉的理解完全错了。那男子说，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教的就是媒介研究课。艾伦没法当场拿出智能手机驳斥对方，因为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相反，他从银幕外把马歇尔·麦克卢汉拉来，亲自斥责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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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情况越来越接近这一个情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克里斯·哈里森（Chris Harrison）对“积极聆听”（active listening）的构想是，让智能手表监控用户对话，并在后台执行搜索。你一提到麦克卢汉（或是身边的某个大嘴巴），手表就能显示有关麦克卢汉的信息，以备不时之需。稍微瞟一眼手表，它可能就会提示你想起一个更好、更切题的论点，或者在手表上弹出麦克卢汉的讲座视频，以推翻辩论对手刚说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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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不算科幻场面，通过语音识别切入网络搜索已是寻常的事情。现在还做不到“积极聆听”，主要是碍于电池寿命和蜂窝数据的成本。一旦解决了这些问题，哈里森的大部分设想都会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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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世界里思考知识的价值并不算言之过早。当然，人们必须对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足够了解，才能发表反对的观点。否则的话，从云端获取麦克卢汉的信息就毫无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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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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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查找事实如此便捷的世界，求知还有价值吗？本书就试图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我主要通过对公众知识的原始调查进行分析来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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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及的调查是通过一种新型投票技术进行的。这种技术，许多人或许还不熟悉。因此，有必要稍作介绍。“互联网小组调查”（Internet panel survey）的整个流程如下：有一家机构，招募了大批同意参加日后调查的人（就是所谓的“小组”）；接着，由这家机构开展互联网小组调查。每当要开展新调查时，软件就会随机从小组里抽取人选进行联系。入选者会收到含有调查链接的电子邮件，为实现与普通人群近似的人口统计平衡，这种邮件调查一般会进行若干轮。受访者样本可以按性别、年龄、种族、教育、收入，以及调查人员、市场营销员关心的其他人口统计因素加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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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传统的电话访问，互联网小组调查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几乎很少被拒绝。传统的调查员会随机拨打电话号码。对大多数人来说，一通来自民意调查员的电话跟电话推销员的电话同样让人反感，所以，许多人一旦听明白打这通电话的人要干什么，就会挂断电话，或是根本不接电话。这就损害了样本的随机性。比方说，50岁的已婚白人妇女有更高概率接听并完成电话访问，那么，调查样本就出现偏差了。在互联网小组调查中，每个人都表达了参与的意愿（超过90%）。因此，对任何具体的研究来说，邀请算法更容易实现人口统计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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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要提醒一点：互联网受访小组里的每个人都能接入互联网。2013年，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有84%的美国人是互联网用户。从整体上来说，这84%的人比全美平均水平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善于使用数字技术。这一点要牢记。不过，几乎所有拥有电话的人都可以接入互联网（哪怕只是通过智能手机的蜂窝数据访问）。所以，相对于电话抽访的缺点，该领域的局限性对调查来说算不上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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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如兰德公司的“美国人生活小组”（American Life Panel），以及科创公司，如GfK KnowledgePanel、SurveyMonkey和Amazon’s Mechanical Turk等，已开展互联网小组调查业务。通常，调查机构会对志愿者选择的慈善组织进行小额捐赠，并对志愿者给予奖励。这提供了适度的激励，又阻挡了出于赚钱目的的参与人。没人能主动要求参与某项调查，抽选算法会对单个受访者的参与次数进行限制，每人每年只能参加两三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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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调查须知中说明了测量公众知识水平的目标，要求参与者不能查找答案。少数人也许会作弊，即便如此，获得高分也没什么好处。大多数调查都是很快就填写完成的，参加者几乎没有时间仔细琢磨答案。而且，总体结果（往往表明公众知识水平低得惊人）也表明，作弊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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