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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有多少人能说出至少一件近千年来发生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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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概会想，读懂了这个问题的人，怎么可能说不出一件公元前后1 000年里发生的事情呢？公元后的1 000年，有耶稣的诞生与死亡，也有罗马帝国的衰落和解体；公元前的1 000年，有经典的古希腊故事，有荡气回肠的埃及艳后情史。然而，大多数人真的什么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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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推断，耶稣出生在公元前4年或者公元前6年。所以耶稣的诞生应该属于公元前1 000年里发生的事。这筛掉了几个人，多出了几个错误的答案，但不足以改变整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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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表面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公元前1 000年发生的“史前史”，因此能说得出更早之前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人少之又少。正确回答主要集中在古埃及（修建金字塔）、《旧约》（犹太人走出埃及、大卫王统治以色列）和巨石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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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参与者能够说出每个时间段里发生的若干件事。我把人们记得的事情整理了一下（包括那些被分配到了错误时间范围的事情），并利用这一数据创建了一份主观历史时间线。人们记得住的历史的中间点（即把时间线一分为二的那个点）是1948年。简而言之，人们记住的1948年之后发生的事件，跟从杜鲁门政府到文明之光乍现期间发生的事情一样多。这是一种受到扭曲的心智地图。按记忆事件的数量加权后，时间线刻度如图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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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被人们记住的历史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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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回忆起来的历史事件半数发生在1948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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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出个人决定和集体决定时，我们对近期发生的事情给予了过高的关注权重。你可以从大众对各地灾难的反应中看出这种偏好：大规模枪击事件、战争、地震、股市崩溃、恐怖袭击、经济萧条和流行病。每一件可怕的事情过后，总有人呼吁要更好地应对下一轮同类事件。然而，对于此前曾多次发生过（不光是最近发生）的、可以预测的挑战和灾难，我们却没能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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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忘掉的总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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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罗迪格三世（Henry Roediger III）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用来研究美国人是怎样忘记总统的。他碰上这个主题纯属偶然。在一些心理实验中，研究人员喜欢在有意要研究的任务之间插入一些“补缺”任务。他在一项实验的“补缺”任务里让大学生在5分钟里写下自己记得住的历任美国总统。他发现，普度大学或耶鲁大学的学生平均只记得住17位总统。截至研究当时，美国共出现过36或37位总统，这项研究发表于1976年，恰好处在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权力交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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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执教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罗迪格并不想要再举个例子说明大学生们有多么欠缺文化常识。他感兴趣的是人的记忆机制。他发现，对不同总统的回忆率有着巨大的差异。几乎人人都说得出华盛顿、林肯，以及最近几位任职的总统。可很少有人（低于20%）记得住约翰·泰勒（John Tyler）和切斯特·艾伦·阿瑟（Chester A. Arthur）这样形象模糊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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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或许会提出，有些总统更为重要，更值得被人们记住。棒球选手的情况也一样。你记得20世纪20年代的棒球巨星泰·柯布（Ty Cobbs）和贝比·鲁斯（Babe Ruths），以及许多当代的球员，其余的都忘了。可罗迪格绘制了一份图表，对这一设想提出了挑战。他把总统按时间顺序（x轴）列出，绘制其回忆正确率（0到100个百分点，y轴），产生了一条大体呈U形的曲线。学生们记得最清楚的是最前面的几任总统，和若干最近几任总统。两极之间是漫长的记忆低谷，除了林肯之外，绝大多数总统都被忘掉了。林肯的回忆率非常高（所以U形曲线有点像是W形，只不过往下的两个角是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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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迪格和罗伯特·克罗德（Robert G. Crowder）认为这是所谓的“序列位置效应”（serial position effect）。在记忆一份清单的时候，人们对最靠前和最靠后的几项记得最清楚。人们往往会从清单的开头来记忆项目，从半中间开始记的可能性不大。2015年，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B. Hayes，第19任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第20任美国总统）和切斯特·艾伦·阿瑟（第21任美国总统）占据了记忆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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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清单里都有更容易被记住的项目，而且记住的原因跟所在位置没关系。林肯打赢了一场分裂战争，让国家重新团结起来；他废除了奴隶制，这一举措仍然为人称道，在民众当中产生共鸣；他戏剧性地（在一座剧院里）遭到暗杀……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每一个小学生都要学到。这就很容易理解林肯为什么不受序列位置效应影响而成为例外。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前后几任总统也受益于林肯的光晕效应，获得了高于平均值的回忆率，尤其是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和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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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迪格在40年里多次重复总统实验，所得结果均类似——只除了一点：新近的总统逐渐遭到遗忘。在2014年的一轮实验中，罗迪格和德索托（K. A. DeSoto）招募了各个年龄段的成年参与者，发现年龄层的不同会产生很大的差异：经历过某几任总统的人，有更大的概率记住他们。X一代（即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参与者只有不到1/4的人记得艾森豪威尔。这并不是说他们从来从没听说过艾森豪威尔，但在他们想到美国总统的时候，这个名字不会进入脑海。这告诉我们将来的数代人对艾森豪威尔会怎么想——他们根本就想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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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统们的逐渐忘却，似乎是可以预见到的。罗迪格预测，到2040年，只有不到1/4的美国人还记得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和吉米·卡特。可以想象，肯定会有某些总统会成为林肯那样的例外——但一般而言，他们不会是例外。罗迪格大概是在“水门事件”前后开始从事这项实验的。当时，在他眼里，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作为第一位未经选举就上台执政的总统，足以让他在历史和大众记忆里拿下一个永恒的位置。可到了现在，这样的区别已无关紧要了，福特被可以预见地渐渐遗忘了。罗迪格在采访中提到这一事实后，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一位发言人主动联系了他，提及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即福特总统的母校）的学生出勤率越来越低，并请教罗迪格可有什么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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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性记忆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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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洛伊特学院自1998年来每年公布一轮“心态清单”（Mindset List），友善地提醒大学教授，过时的文化引用对新入校的学生毫无意义。2016年入校的学生“从来没有见过飞机‘票’，（在他们眼里）罗伯特·德尼罗是格雷格·福克长期受苦受难的岳父（指德尼罗在系列电影《拜见岳父大人》里扮演的角色），而不是《教父》里的维托·柯里昂，或者《好家伙》里的吉米·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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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历史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也要适应年轻人的短期记忆。教学大纲里哪些东西还适用，哪些内容该抛弃，历史学家必须费力权衡。不过，怀旧历史和文化历史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年轻人该不该知道爵士女歌手比莉·荷莉戴、早期喜剧电影明星格劳乔·马克斯或者禁酒令时期的黑帮大亨艾尔·卡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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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自己人生的记忆，青春期到成年初期（即10岁到30来岁之间）这一段时光占据了不成比例的份额，这种倾向，叫作“怀旧性记忆上涨”。这些记忆包括青春期的成长烦恼、高中和大学、初恋、第一份工作、第一间公寓。对比来看，对襁褓期，我们什么也不记得；对童年最开始的阶段，我们记得不太多。中年人对自己30岁以后到近期发生的事情，也存在巨大的记忆低谷。因此，我们对自己生活的感知存在偏差，我们记忆内容的主体来自备受广告商影响的那20年（10来岁到30来岁的人口最受广告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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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心理学家乔纳森·科佩尔（Jonathan Koppel）和多特·波恩特森（Dorthe Berntsen）发现，“怀旧性记忆上涨”也适用于世界性事件。人们更容易记住自己10岁到30岁之间发生的新闻事件。说没有人记得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或许太过夸张；但这么说应该很保险——对那些还记得它的人而言，这件事发生在他们10岁到30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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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我的历史调查的参与者是20岁到70岁之间的成年人。20岁的人此刻正处在黄金记忆区的正中间。对70岁的人来说，该黄金区已经过去40到60年了。因此，你大概会料到，这些受访者对60年前的事情有着相对更清晰的记忆。事实上，“有生记忆”占了主观时间线的大约一半，而其他所有事情都压缩在另一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