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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知道中央政府的三大分支分别是什么？ 只有36%的人说得出所有的3个分支：行政、立法、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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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普通民众不太理解公民常识。2014年，美国联邦法官阿伦达·赖特·艾伦（Arenda Wright Allen）否决了弗吉尼亚州禁止同性结婚的法条，她在主审法官意见中写道：“我们的宪法宣称，‘男人’生而平等(25)。”呃……这句话出自《独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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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舞台上，“口误”是个最为主观的词。你喜欢的政客说错了话，那叫“口误”，你不喜欢的政客说错了话，那就是“暴露了无知”。2015年，得克萨斯州前州长兼总统候选人里克·佩里（Rick Perry）在演讲时引用了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话：“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写道：‘爱国者的义务是保护人民免受政府威胁。’”这句话在现场——弗吉尼亚州里士满万豪酒店里——引来观众一片掌声，事实核查员们却不满地冲下伸出了拇指。潘恩并未说过这句话。它出现在激进左翼环保主义者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的著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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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上了互联网格言警句网站和“丘氏漂移”的当。但另一位总统候选人米歇尔·巴克曼（Michele Bachmann）可不是。2011年，她对新罕布什尔州纳沙乌的支持者们说：“在你们这个州，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响起的枪声传遍了世界。”这两座城镇在马萨诸塞州，从没挪过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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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国之父们到底说了些什么，美国人的认知也乱成一团，至于国父们想要表达的意思，他们更是完全摸不着头脑。1997年，国家宪法中心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发现84%的美国人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宪法所载的内容。不过，你肯定以为联邦法官知道得更清楚，自由世界的领袖就更不必提了。1996年10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说：“就我所知，宪法上说，‘民有、民治、民享’。《独立宣言》里就是这么说的。”他把两份伟大的文件给弄混了，而且，这两份文件里都不包含这句话。“民有、民治、民享”出自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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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毫无疑问是个政客，但他跟大多数同辈人差异很大——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曾拿过罗德奖学金(26)，当过法学院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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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指望克林顿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以为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说自己知道些什么了。去听听这次演讲的录音吧。总统失言之后，在场的支持群众们为他的口误欢呼并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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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格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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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许人们就是不希望让脑袋聪明的人来担任总统。美国人的另一个信条是，应该以“品格”来评估候选人，不要过分强调教育或知识。政客最不希望群众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了。许多政客十分擅长给自己营造“大老粗”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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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格”的执念恐怕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每次选举时，我们都会听到摇摆不定的选民说，他们会根据品格、亲民度，甚至候选人是否更“适合”该岗位，从两位意识形态有别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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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家琳恩·沃弗雷克（Lynn Vavreck）发现，分裂投票的选民，即投票给了不止一个党派的候选人，比那些坚守单一党派立场的选民更加信息匮乏。沃弗雷克调查了一个规模极大的样本（包含了4.5万名美国人），请他们说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27)和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28)等政客当时正担任的职位。她对比了调查结果与投票模式。在2012年的选举中，1/3政治知识掌握的最少的选民，有12%的概率投票给来自不同党派的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而对1/3掌握信息最多的选民而言，分裂投票的概率仅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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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匮乏的选民还有更大的概率形容自己在移民、同性婚姻、给富人加税等热门问题上犹豫不决，这一发现与所谓“糊里糊涂的中间派”概念相吻合。政治民意调查员意识到，许多称自己是“中间派”的人，无非是真的“不知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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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中间派选民能充当党派政治的制衡因素，帮忙促进民主社会所必需的折衷与妥协。这些选民有着坚定、理性的政治信念，只不过，这些信念恰好处在两党理念的中间。然而，这样的选民似乎并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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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弗雷克写道：“人很容易以为，控制参议院这么重要的事情，落在了谨慎考量、仔细挑选候选人、按每一场选战分别投票的选民手里。可这似乎不太可能。分裂投票的选民有更大可能受偶发因素影响，如在职情况、最近的竞选宣传、候选人获得的新闻报道的基调和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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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撰稿人讨厌竞选活动聚焦于威逼手段，聚焦于无关政策的丑闻。但政客们靠这样的宣传活动来竞选，因为它们就是管用。信息匮乏的选民极有可能被迎合低级趣味的政治广告说服，也最有可能左右本来就胶着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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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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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是无知冷漠选民们的首城。这座城市有个神秘的传统，在奇数年的春天举行市政选举。2013年，只有23%的本市登记选民现身投票，选出埃里克·加西蒂（Eric Garcetti）担任全美第二大城市的市长。2014年洛杉矶学校董事会选举的投票率仅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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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选举不可救药的一个证据是，2014年该市道德委员会建议设立投票抽奖计划。每个选民将自动进入抽奖池赢取高达2.5万美元的现金奖励。这一名叫“投票来呀”的计划有望成功提高投票率。但除非有人还能找到办法把市政候选人及相关议题教给选民，否则，投票率提高会带来什么好处还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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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始终认为投票是一种不理性行为。你的一票能左右选举的概率微乎其微，很可能不值得让你费功夫去投票，更不值得让你深入研究候选人及相关议题。按照这一理论，理性人保持无知才是理性的（尤其是对晚餐聚会上都没人讨论的地方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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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还是会投票。既然经济学家不喜欢前后矛盾，便称之为“投票悖论”。你可以把民主国家想象成赌场。它们利用人类的不理性——而且逐渐意识到，再也没有比人类的不理性更坚实的基础了。选举中往往会出现足够多“不理性”的选民来引导公众智慧，选出与公众情绪相吻合、通常不太糟糕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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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靠得住的公众到底有多大规模呢？MORI市场研究公司做过一项调查，请世界各地的受访者估计本国公民上次参加选举投票的比率。这个例子充分地说明了美国到底有多“例外”：除了美国，其余14个国家的受访者都大幅低估了选民的参与投票比率。平均而言，美国人猜测，57%的美国人会出门投票。这差不多完全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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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美国到底是该得智慧奖，还是拿个傻瓜奖呢？很难说。美国人投票的实际比率（58%）是14个受访国家里倒数第二低的，只有波兰的选民投票率比这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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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也许不投票，但至少够现实。再说，美国人的确有强烈的投票道德感。随着选举日的临近，在候选人认为有望给自己投票的群体里，种种微妙的激励就开始动员人们出门投票，但无党派的爱国动员同样不少。你支持谁，你对此人有多少了解，一点也不重要……出来投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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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提到的那项请人们说出自己民意代表的调查，还询问了人们在2012年的那一次总统选举里是否投了票。2012年参与了投票的选民了解的信息更多。和没投票的人相比，他们说出本州和地方当选官员姓名的概率要高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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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强扭着不去投票的人的胳膊去投票，却又不对他们进行某种形式的教育，这么做并不可取。这种压力恐怕只会让许多不情不愿的选民像选彩票数字那样挑选候选人，而这样的投票抽奖是我们不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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