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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近的研究，有从空间视角的讨论，即市镇与周边农村关系的有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关注个别市镇，分析市镇与外部世界的网络有罗婧：《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1368-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社会史研究的范围也扩展到江南地域史，在不同领域都有专书刊行，研究基础确实扩大了。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王卫平：《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王健：《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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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南京大学进行共同研究的名古屋大学研究班成果，有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与复旦大学进行共同研究的大阪大学研究班，其成果有滨岛敦俊、片山刚、高桥正：《华中·南デルタ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4卷别刷，1994。关注市镇社会空间性的专著，有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东京，汲古书院，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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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田（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小田：《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包伟民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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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把焦点从市镇转向华中农村整体的话，有很多非常有用的专著。如笹川裕史：《中华民国期土地行政史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弁纳才一：《华中农村经济と近代化》，东京，汲古书院，2004；饭塚靖：《中国国民政府と农村社会：农业金融·合作社政策の展开》，东京，汲古书院，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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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Hsiao-tung Fei，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t，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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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江南农村具有开放性、多层性的特征，被概括为町村（乡镇）共同体。关于町村（乡镇）共同体，参见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の构造》，《福武直著作集第9卷》，第258～262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而且，福武直曾以助手身份参加林惠海对苏州农村的调查。林氏的一部分见于林惠海：《中支江南农村社会制度研究》上卷，东京，有斐阁，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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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学强：《从传统到近代：江南城镇土地产权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东京，研文出版，2001；太田出，佐藤仁史编：《太湖流域社会の历史学的研究：地方文献と现地调查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东京，汲古书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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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第533～541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滨岛敦俊：《总管信仰》，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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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第275～276页；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森正夫编：《中国史学の基本问题4：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9，插表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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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第205～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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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明清史研究者的实地调查虽然也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情况，但重点仍在于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结构。而且鉴于当时形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访谈比较困难，这也是对这一时期变化方面的分析变得困难的原因之一。参见滨岛等：《华中·南デルタ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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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作为代表性成果，可举以三谷孝为中心的研究班成员，对《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调查过的村落进行追踪调查（日文的“惯行”即中文的习惯之意）。三谷孝：《中国农村变革と家族·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の记录》全2卷，东京，汲古书院，1999-2000。关于内山雅生对村落共同体论的实证考察，参见内山雅生：《现代中国农村と“共同体”：转换期中国华北农村における社会构造と农民》，东京，御茶の水书房，2003，第三章《看青と现代华北农村社会の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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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の视点：中国史シンポジウム〈地域社会の视点：地域社会とリーダー〉基调报告》，收入《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三卷《地域社会研究法》，东京，汲古书院，2006。按照岸本美绪的总结，所谓“地域社会论”研究在于体认人与人之间共享的认知体系，及其选择行动的多样性，同时关心其中的共同点。参见岸本美绪：《明清期の社会组织と社会变容》，收入社会经济史学会编：《社会经济史学の课题と展望》，东京，有斐阁，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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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山田贤：《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论”の现状と课题》，《历史评论》第580号，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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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国家与地域的机能同型性，以地域和整体秩序来看只是大小不同，却具有同质的机能。参照第7页注③，山田贤：《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论”の现状と课题》，《历史评论》第580号；岸本美绪、山田贤指出的关于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机能同质性问题，可以进一步解释同时代人们的理解方式和认知体系。山田贤：《生きられた“地域”：丁治棠〈仕隐斋涉笔〉の世界》，收入山本英史编：《传统中国の地域像》，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0；岸本美绪：《“老爷”と“相公”：呼称から见た地方社会の阶级感觉》，收入岸本美绪：《风俗と时代观》，东京，研文出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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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杜赞奇使用国家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概念进行了明确的讨论。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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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立宪制对清末新政的影响，Douglas R.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提出了颠覆既有观点的讨论。又如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中国关于立宪制、地方自治的实证研究，较集中于省级议会的分析。沈晓敏：《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刁振娇：《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咨议局为视角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关于通过交通网的国家整合，有千叶正史：《近代交通体系と清帝国の变貌：电信·铁道ネットワークの形成と中国国家统合の变容》，东京，日本经济评论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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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方“制度化”这一框架，是受到饭岛涉描述国家所办卫生事业性质的卫生“制度化”启发而提出的。饭岛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第3～5页，东京，研文出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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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1，第五章《巡警の创设と行政の变容》、Frederic Wakeman，Jr，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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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110～1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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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和田清编：《中国地方自治发达史》（第174～182页，东京，汲古书院，1975）认为清末地方自治仅止于法律条文的出现。松本善海：《中国村落制度の史的研究》（第517～538页，东京，岩波书店，1997）将清末民初的自治视为“乡镇制度”的设立，并认为该制度受到日本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官治性质，此后研究多受其启发。关于直隶的地方自治制，参见滨口允子：《清末直隶における咨议局と县议会》，收入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中国近现代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5；贵志俊彦：《“北洋新政”体制下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制の形成》，收入横山英、曾田三郎编：《中国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统合》，广岛，溪水社，1982；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关于江南地方自治制最近的论文，有鹫尾浩一：《清末苏州における地方自治の导入と基层社会の变化：水害发生时の报荒を通じて》，《东洋学报》第92卷第3号，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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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东京，汲古书院，2005，第七章《直隶省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实验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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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东京，研文出版，2010，第四章《清末民初の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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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市古宙三：《乡绅と辛亥革命》，收入市古宙三：《近代中国の政治と社会〔增补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Chuzo Ichiko，“The Role of the Gentry：An Hypothesis. ” in Mary Clabaugh Wright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 （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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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地方自治引进之前所形成的地方公共事务传统，可以举出善堂为例。但是运作方式并非纯粹民办，像杭州也存在着通过税收获取支持的官民协办性质的例子。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584～600页，京都，同朋舍出版，1997。另外关于善堂，梁其姿：《慈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也是必须参考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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