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489161
1702489162
[11] 马学强：《从传统到近代：江南城镇土地产权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东京，研文出版，2001；太田出，佐藤仁史编：《太湖流域社会の历史学的研究：地方文献と现地调查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东京，汲古书院，2007。
1702489163
1702489164
[12] 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第533～541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滨岛敦俊：《总管信仰》，第5～6页。
1702489165
1702489166
[13]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第275～276页；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森正夫编：《中国史学の基本问题4：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9，插表0-1。
1702489167
1702489168
[14]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第205～219页。
1702489169
1702489170
[15] 明清史研究者的实地调查虽然也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情况，但重点仍在于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结构。而且鉴于当时形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访谈比较困难，这也是对这一时期变化方面的分析变得困难的原因之一。参见滨岛等：《华中·南デルタ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
1702489171
1702489172
[16] 作为代表性成果，可举以三谷孝为中心的研究班成员，对《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调查过的村落进行追踪调查（日文的“惯行”即中文的习惯之意）。三谷孝：《中国农村变革と家族·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の记录》全2卷，东京，汲古书院，1999-2000。关于内山雅生对村落共同体论的实证考察，参见内山雅生：《现代中国农村と“共同体”：转换期中国华北农村における社会构造と农民》，东京，御茶の水书房，2003，第三章《看青と现代华北农村社会の变动》。
1702489173
1702489174
[17] 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の视点：中国史シンポジウム〈地域社会の视点：地域社会とリーダー〉基调报告》，收入《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三卷《地域社会研究法》，东京，汲古书院，2006。按照岸本美绪的总结，所谓“地域社会论”研究在于体认人与人之间共享的认知体系，及其选择行动的多样性，同时关心其中的共同点。参见岸本美绪：《明清期の社会组织と社会变容》，收入社会经济史学会编：《社会经济史学の课题と展望》，东京，有斐阁，1992。
1702489175
1702489176
[18] 山田贤：《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论”の现状と课题》，《历史评论》第580号，1998。
1702489177
1702489178
[19] 国家与地域的机能同型性，以地域和整体秩序来看只是大小不同，却具有同质的机能。参照第7页注③，山田贤：《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论”の现状と课题》，《历史评论》第580号；岸本美绪、山田贤指出的关于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机能同质性问题，可以进一步解释同时代人们的理解方式和认知体系。山田贤：《生きられた“地域”：丁治棠〈仕隐斋涉笔〉の世界》，收入山本英史编：《传统中国の地域像》，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0；岸本美绪：《“老爷”と“相公”：呼称から见た地方社会の阶级感觉》，收入岸本美绪：《风俗と时代观》，东京，研文出版，2012。
1702489179
1702489180
[20] 杜赞奇使用国家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概念进行了明确的讨论。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73-77.
1702489181
1702489182
[21] 关于立宪制对清末新政的影响，Douglas R.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提出了颠覆既有观点的讨论。又如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中国关于立宪制、地方自治的实证研究，较集中于省级议会的分析。沈晓敏：《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刁振娇：《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咨议局为视角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关于通过交通网的国家整合，有千叶正史：《近代交通体系と清帝国の变貌：电信·铁道ネットワークの形成と中国国家统合の变容》，东京，日本经济评论社，2006。
1702489183
1702489184
[22] 地方“制度化”这一框架，是受到饭岛涉描述国家所办卫生事业性质的卫生“制度化”启发而提出的。饭岛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第3～5页，东京，研文出版，2000。
1702489185
1702489186
[23]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1，第五章《巡警の创设と行政の变容》、Frederic Wakeman，Jr，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18-22.
1702489187
1702489188
[24]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110～1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702489189
1702489190
[25] 和田清编：《中国地方自治发达史》（第174～182页，东京，汲古书院，1975）认为清末地方自治仅止于法律条文的出现。松本善海：《中国村落制度の史的研究》（第517～538页，东京，岩波书店，1997）将清末民初的自治视为“乡镇制度”的设立，并认为该制度受到日本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官治性质，此后研究多受其启发。关于直隶的地方自治制，参见滨口允子：《清末直隶における咨议局と县议会》，收入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中国近现代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5；贵志俊彦：《“北洋新政”体制下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制の形成》，收入横山英、曾田三郎编：《中国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统合》，广岛，溪水社，1982；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关于江南地方自治制最近的论文，有鹫尾浩一：《清末苏州における地方自治の导入と基层社会の变化：水害发生时の报荒を通じて》，《东洋学报》第92卷第3号，2010。
1702489191
1702489192
[26] 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东京，汲古书院，2005，第七章《直隶省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实验と日本》。
1702489193
1702489194
[27] 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东京，研文出版，2010，第四章《清末民初の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
1702489195
1702489196
[28] 市古宙三：《乡绅と辛亥革命》，收入市古宙三：《近代中国の政治と社会〔增补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Chuzo Ichiko，“The Role of the Gentry：An Hypothesis. ” in Mary Clabaugh Wright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 （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1702489197
1702489198
[29] 地方自治引进之前所形成的地方公共事务传统，可以举出善堂为例。但是运作方式并非纯粹民办，像杭州也存在着通过税收获取支持的官民协办性质的例子。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584～600页，京都，同朋舍出版，1997。另外关于善堂，梁其姿：《慈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也是必须参考的文献。
1702489199
1702489200
[30] 根岸佶：《支那ギルドの研究》，第277页，东京，斯文书院，1932。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13-14.
1702489201
1702489202
[31] Goodman，op.cit，pp.26-29.
1702489203
1702489204
[32] 高桥孝助、古厩忠夫：《上海史：巨大都市の形成と人々の营み》，第86～89页，东京，东方书店，1995。
1702489205
1702489206
[33]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第八章《“抵制美约”运动と“中国”の团结》。
1702489207
1702489208
[34] 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の创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第14～19页，东京，岩波书店，2003。关注这样的性质，并非以爱国主义存在与否作为判断文明程度标准，而是将其与清末基层社会共有的“末劫”观念、街谈巷议中产生的民众感情放在一个共通框架下来分析。山田贤：《移住民の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第181～183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山田贤：《生きられた“地域”》；藤谷浩悦：《1906年の萍浏醴蜂起と民众文化：中秋节における谣言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13编第10号，2004；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关于诉诸人们感情的国家象征，参见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中国近代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
1702489209
1702489210
[35] 例如关于联省自治中地域意识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参见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chap.6.
[
上一页 ]
[ :1.70248916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