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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山田贤：《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论”の现状と课题》，《历史评论》第580号，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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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国家与地域的机能同型性，以地域和整体秩序来看只是大小不同，却具有同质的机能。参照第7页注③，山田贤：《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论”の现状と课题》，《历史评论》第580号；岸本美绪、山田贤指出的关于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机能同质性问题，可以进一步解释同时代人们的理解方式和认知体系。山田贤：《生きられた“地域”：丁治棠〈仕隐斋涉笔〉の世界》，收入山本英史编：《传统中国の地域像》，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0；岸本美绪：《“老爷”と“相公”：呼称から见た地方社会の阶级感觉》，收入岸本美绪：《风俗と时代观》，东京，研文出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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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杜赞奇使用国家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概念进行了明确的讨论。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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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立宪制对清末新政的影响，Douglas R.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提出了颠覆既有观点的讨论。又如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中国关于立宪制、地方自治的实证研究，较集中于省级议会的分析。沈晓敏：《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刁振娇：《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咨议局为视角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关于通过交通网的国家整合，有千叶正史：《近代交通体系と清帝国の变貌：电信·铁道ネットワークの形成と中国国家统合の变容》，东京，日本经济评论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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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方“制度化”这一框架，是受到饭岛涉描述国家所办卫生事业性质的卫生“制度化”启发而提出的。饭岛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第3～5页，东京，研文出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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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1，第五章《巡警の创设と行政の变容》、Frederic Wakeman，Jr，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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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110～1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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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和田清编：《中国地方自治发达史》（第174～182页，东京，汲古书院，1975）认为清末地方自治仅止于法律条文的出现。松本善海：《中国村落制度の史的研究》（第517～538页，东京，岩波书店，1997）将清末民初的自治视为“乡镇制度”的设立，并认为该制度受到日本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官治性质，此后研究多受其启发。关于直隶的地方自治制，参见滨口允子：《清末直隶における咨议局と县议会》，收入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中国近现代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5；贵志俊彦：《“北洋新政”体制下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制の形成》，收入横山英、曾田三郎编：《中国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统合》，广岛，溪水社，1982；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关于江南地方自治制最近的论文，有鹫尾浩一：《清末苏州における地方自治の导入と基层社会の变化：水害发生时の报荒を通じて》，《东洋学报》第92卷第3号，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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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东京，汲古书院，2005，第七章《直隶省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实验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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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东京，研文出版，2010，第四章《清末民初の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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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市古宙三：《乡绅と辛亥革命》，收入市古宙三：《近代中国の政治と社会〔增补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Chuzo Ichiko，“The Role of the Gentry：An Hypothesis. ” in Mary Clabaugh Wright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 （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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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地方自治引进之前所形成的地方公共事务传统，可以举出善堂为例。但是运作方式并非纯粹民办，像杭州也存在着通过税收获取支持的官民协办性质的例子。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584～600页，京都，同朋舍出版，1997。另外关于善堂，梁其姿：《慈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也是必须参考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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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根岸佶：《支那ギルドの研究》，第277页，东京，斯文书院，1932。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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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Goodman，op.cit，pp.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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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桥孝助、古厩忠夫：《上海史：巨大都市の形成と人々の营み》，第86～89页，东京，东方书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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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第八章《“抵制美约”运动と“中国”の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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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の创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第14～19页，东京，岩波书店，2003。关注这样的性质，并非以爱国主义存在与否作为判断文明程度标准，而是将其与清末基层社会共有的“末劫”观念、街谈巷议中产生的民众感情放在一个共通框架下来分析。山田贤：《移住民の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第181～183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山田贤：《生きられた“地域”》；藤谷浩悦：《1906年の萍浏醴蜂起と民众文化：中秋节における谣言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13编第10号，2004；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关于诉诸人们感情的国家象征，参见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中国近代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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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例如关于联省自治中地域意识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参见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cha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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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例如从无锡、嘉定等地来看，也可以发现出版文化向地方社会扩展的情况。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1984，第544～55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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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の创成》，第三章《中国の一体性を追求する：地图と历史叙述》；黄东兰：《清末·民国期地理教科书の空间表象：领土·疆域·国耻》，《中国研究月报》第59卷第3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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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关于清末近代地理学、地理教育的引入过程，参照邹振环：《晩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他举出乡土志作为反映地域意识的媒体。巴兆祥：《方志学新论》，第135～16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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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山室信一：《思想课题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轴·连锁·投企》，第13～21页，东京，岩波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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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识人と文明》，第95～133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佐藤慎一：《〈天演论〉以前の进化论：清末知识人の历史意识をめぐって》，《思想》第792号，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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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石川祯浩：《梁启超と文明の视座》，收入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石川祯浩：《近代“东アジア文明圈”の成立とその共同言语：梁启超における“人种”を中心に》，收入狭间直树编：《西洋近代文明と中华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01。他认为中国接受的“文明”，是自社会进化论发展出来的肯定竞争的强权论，其特征在于强调公乃至团体的价值优先于私之上。石川的观点富有启发。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进化论，讨论进化论的多样性，以吉泽诚一郎：《近代中国における进化论受容の多样性》（《メトロポリタン史学》7号，2011）最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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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坂元弘子：《中国民族主义の神话：人种·身体·ジェンダー》，第35～68、119～126页，东京，岩波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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