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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利益的第二点是经费问题。关于自治范围内各项业务的所需经费，章程第五章“自治财政”中规定：一、本地方公款公产，二、本地方公益捐，三、按照自治规约所科之罚金。从有关自治财政的种种项目中可以清楚看出，自治区财力依靠的是所居住市镇与市街所负担的公益捐。公款公产则是以善堂为首的慈善组织，以及地方公共事务所使用的房地产和公共资金来维持，和公益捐一样，住在市镇、市街的绅董与之具有极深关联，得以管理、运用这些公产公款。[18]城镇乡议会拥有学务、卫生、公共事业、慈善组织等相关自治事务的审议权，因此自治区的设立方式不同，所能动用的经费与人才也有很大的差异。如此情况使得“固有之境界”的运用，变得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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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设立自治区时似乎发生了许多问题，自治筹办处通过四条“区域标准办法”来应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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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城区域以城厢为准。厢之界划未定者，以街市毗连为断，不拘区图。但中间间隔半里以上者，得以毗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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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镇乡区域以旧时某镇某乡所辖各都图为准（其他与镇乡同等之名称应比照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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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凡镇乡固有区域不满五十方里者应行合并；过三百方里者应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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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凡一街市跨连二镇乡以上，同在本州厅县内者，当以小者合并于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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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标准办法”的内容一看好像是对自治章程的补充，使得相互之间没有龃龉。可是，实际运用“固有之境界”解释时，却无法完全保持一致，使得自治区设立问题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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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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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围绕于设立城区的城乡对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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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自治公报》中的城区设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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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筹办处下辖自治的进展情况，可根据《江苏自治公报》披露各州县厅的批牍与公文追索。[20]其中，关于城自治区设立的内容，总结为表1-1所示。王树槐这样概括清末的江苏新政：苏属城镇乡地方自治之实施非常顺利，唯一无法展开之处是武阳。[21]从《江苏自治公报》的相关批文也能看出：城自治区的设立过程，基本上相当平和。而来自各州县厅所提交的报告，主要集中在宣统元年（1909）8月至12月之间，来年的1月至2月之间正式成立了城厢自治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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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围绕城区设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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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指出的是，武阳或许并非个案。从《江苏自治公报》中得悉，嘉定、常昭（常熟和昭文）、南汇、崇明、锡金（无锡和金匮）等地在设立自治区过程中，也产生类似的问题。这显示了推行新政期间不免受到传统的影响，以及凸显既得利益而带来城乡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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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江苏自治公报》相关公文批牍的内容十分简单，以此追索自治区设立问题的原委及其背景，多少有一些困难。幸运的是，有关武阳地方自治纷争的问题，当事人编有《武阳城乡区域始末记》（宣统年间木刻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可以详细地厘清双方的主张，乃至各自所处的立场。此外，通过《申报》的报道与分析相关地方文献，也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地方自治区的情况。以下即以《武阳城乡区域始末记》（图1-1）的内容，分析由实施自治而导致的地方对立，对照在锡金、常昭、嘉定县所发生的类似事件，考察各地的城乡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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