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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城绅与四乡士绅的主张和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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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点可总结为：Ⅰ自治章程中城区定义的解释；Ⅱ光绪《武进阳湖县志》记载城厢的定义；Ⅲ自治章程中“固有之境界”的解释；Ⅳ与救火区的关系；Ⅴ与商会区域的关系；Ⅵ与学区的关系；Ⅶ与救荒区域的关系。这些Ⅰ～Ⅶ与上述①～⑥议论的焦点，主要归纳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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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是在解释之时，如何解读县志中的记载（②、⑤、Ⅰ、Ⅱ）。城绅与四乡士绅双方主张都是根据《武阳县志》，如同相关叙述所言“一则〔四乡士绅〕以图（光绪《武进阳湖志》卷首，图）为准，一则〔城绅〕以说（光绪《武进阳湖志》卷一，舆地）为准”一样，双方援引与各自主张相近的部分为据。[36]城区一方的主张，以“十八坊厢”的惯例为据，强调拓宽地方公共事务的范围，从主要以城内为中心扩大到城郭外。[37]相应地，四乡一方的主张，则是以方志收录的地图所划定的空间作为具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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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是以新政之前的惯例，即其中的空间扩展作为自治根据（①、③、④、Ⅲ、Ⅶ）。关于这一点，城绅采取前述的“十八坊厢”惯例为据，而提出其主张；相反地，四乡士绅的陈述是“根于乡图之习惯也，查负郭各乡董事，向以负郭领图之人充之，或乡人充之，从未有城绅充董事者”，[38]以管辖乡地方公共事务的乡董为惯例。这里所谈的乡董，与稻田清一所阐明的镇董阶层大致相同。精读松江府和太仓州方志的稻田清一指称：镇董是由居住在市镇的生员层级的地方精英来担任，他们运用市镇商人所课征的各种“捐”，推行水利、慈善、地域防卫等事业。镇董负责地方公共事务，管辖范围以市镇为中心，包含其周边农村为“面”，以及直到清末出现的自治区。[39]武阳虽为乡董住在与县城连接的城外坊厢的特殊案例，但住在市镇并管辖周边农村公共事务，性质还是相同的。此外，Ⅶ的救荒事业也是镇董的任务之一。这一点在嘉定县、宝山县救荒之际，将设置的厂直接行政单位化，且担任公共事务的董事被称为“厂董”的事实中，亦能看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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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是清末新政所衍生出的广义“自治区”及其关系。与此直接相关的是Ⅳ、Ⅴ、Ⅵ、Ⅶ等，见于城绅的主张之中。如同第一点和第二点，城绅依然经常以“十八坊厢”为据。四乡士绅没有积极地提及广义的“自治区”，主要原因应该是他们始终将重点放在第一点和第二点的正当性上。因为如果只从方志记载和“乡董”的管辖范围等惯例，证明包含城郭邻接地域为四乡“固有之境界”为范围的话，狭义的“自治区”便能直接成为乡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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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着眼于人才与自治经费两方面，探讨设立自治区时产生“固有之境界”，解释相互争夺的动机。首先有关人才方面，四乡士绅陈述了以下内容：[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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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于人才经济之交资也。查负郭各乡因近城而转无繁盛之市镇，只有首领各图较为热闹，乡人之贸易交涉以及善举协济等事，均仰给于此。而通晓世故明白事理者，又以各街市人民为多，各乡之居间排解为人所信任者，多取材于此。今使遵批划入城区，所余数十百村落，无论地瘠民贫，无从办事，即所有乡民，均系不识文义、鲜通事务者，何能举办自治？且孝仁一乡共有六图，今将划去三图，将何以为乡？照章合并，究竟何乡可以附属？且己已不能保全区域又令强属于人如何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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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将含有城厢的图编入城区，会导致不能确保选拔出胜任自治职位的人才，可以想见是与前述镇董的存在有关。镇董阶层与科举文化培养出的具有基本教养的生员、监生大致相同，都是住民发生纠纷时能够居中调停、使双方信服的知名人物。四乡在县城外的城厢具有市镇机能，且是镇董阶层所居住之处。另外，从市镇机能这一点来看，处理日常纠纷的茶馆应该是集中在含有城厢的地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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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就以实际言之，如绅等四乡除负郭数图稍为富庶外，其余均系乡村小镇。或并小镇而无之，割膏腴而凿硗瘠，将来于筹办自治经济亦必定受困难”一段话可以看出，自治经费问题也与人才问题的情形相同。[43]自治经费大致分为：①与正税同时征收的附加税；②在市镇征收的捐；③地方上独有的几种公产与公款。无论哪一项含有城外厢自治经费的基础，这一点并无任何改变。[44]“固有之境界”不但具有扩展空间的重要性，还包括了确保人才与经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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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人才和自治经费为目标，通读《武阳城乡区域始末记》收录的公文后可以发现，四乡士绅对设立城自治区的纠纷中，官方支持城绅的立场，不免有些焦虑感。自治筹办处的判断，是以“惟附郭之厢本宜联属于城”为标准，就如同“总之，四乡保守固有之区域，城绅以为妄争，城绅出城而争区域，乡民肯谓之理得乎？似此节节专制，府县仰承筹办处之法令，筹办处曲徇城绅之要求，不必谓之地方自治，直谓之地方官治、地方绅治可耳”那样，常州府知府与武进、阳湖两县知县也认同自治筹办处的判断。[45]自治筹办处与常州知府做出了采纳城绅主张的指示，关于其中政治的背景，有如下记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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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区域标准为通行之口实，不知《公报》第四册《自治章程》第三条第二节《释义》著明：“城有城郭无境界之疑，不得与他项团体合并”，并注本项系专指镇乡言之，是筹办处因徇城绅之请，不惜矛盾报载，何其重视城绅之运动而轻视切己之声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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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城绅之运动”一语，明确表示县城地位对地方政治的影响。换言之，表明住在县城的实力派，通过与地方官的公私关系，在地方政治上居于优势地位。[47]的确，武进、阳湖两县城同时也是府城，这点与一般县城的状况不同，因此更加容易向知府或透过知府向高层官员进行“城绅之运动”。这可以从地域对立的当事人，即四乡士绅与城绅的具体履历之中得悉。首先，前者代表人物之一是监生身份的吴康。由吴的个案可以推测到其他士绅，大概也同样属于生员或监生阶层，亦即所谓的镇董阶层。后者代表是反对四乡士绅与城绅之间的协议、阻碍了城公所决议的钱琳叔（钱以振，1878-1943）。钱氏在宣统元年（1909）被选为江苏谘议局议员，1912年担任武进商会会长。除了钱琳叔外，于定一也曾历任江苏谘议局议员与武进商会会长；[48]这两人对县级以上官员要具有较大影响。当中，于定一还担任过自治筹办处委员，也使得自治筹办处对设立武阳城区的问题，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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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一提，钱琳叔是1912年5月主持成立共和党武进分部的中心人物，曾在第一次众议院和省议会选举时，与朱稚竹（1874-1959）领导的国民党分部争夺主导权。[49]新编的《武进县志》总结当时情况：“国民党和共和党在大选中形成积怨，武进地方势力遂分为城、乡两派……时相攻讦，矛盾迭起。”[50]尽管有关城乡对立的看法与笔者相同，但需要强调是：城乡对立肇始于设立自治区问题所产生的矛盾，随后才波及民初政党政治，从而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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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以上讨论，地方自治团体中，城镇乡自治区之间本来没有从属关系，地位应当是同等的。如果站在城区一方来看对县政的影响力，事实上城区被认为是县政的中心。相应地，四乡对此深表不满，“殊不思筹办处通行各属简章载明，城镇乡同为下级团体，不相统属，仅可独立办理等语，今乃以不相统属者强令统属，显系违背章程，其尚能适合人情乎？”乡区一方请求以平等自治区的地位，给予相同对待。[52]《武阳城乡区域始末记》所见的城乡对立，可说是城绅在政治体系中，一面利用县城具有的优势，一面根据需要解释自治章程里“固有之境界”，与四乡士绅对自治章程的理解有别，代表了各自的地方利益。从对立中也可以看出，发祥于海外的新制度应用于中国地方社会之际，要注意到内在因素的影响，以及制度“扭曲”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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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式各样的城区设立问题：锡金、常昭和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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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锡金（无锡、金匮）的自治区设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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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金匮在城区设立时，曾发生城区与乡区士绅的对立，有助于理解城区士绅如何看待城区设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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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元年（1909）8月到9月的《申报》，连续四期刊载了《锡金城区议》一文。[53]作者裘廷梁（1857-1943）是清末举人，后来以变法派的身份展开活动，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发行《无锡白话报》而知名。在地方自治期间，裘氏历任锡金城厢自治公所总董与无锡市自治公所总董。[54]从这些经历可以看出，《锡金城区议》归纳了城区士绅的主张与利益。相较于锡金四乡董事公所主任蒋士松（1862-1942）主张将城区范围限定于城郭内部，《锡金城区议》则是强调城郭外的厢应当属于城区。[55]其后，对蒋士松提出反驳的还有《锡金城区议下》一文，裘廷梁主张：城自治区要是不包括城郭外的厢，恐怕“不独近年血汗经营之新政，胥付东流，即国初以来乡先辈一切缔造之规模，均扫地以尽矣”。《锡金城区议》讨论内容大部分都是考证史实，从历史角度，来论证厢与城区为表里一体的关系。该文从《说文解字》的字义开始，逐一引用《唐书》《宋史》《续资治通鉴》《咸淳临安志》进行论证后，裘氏认为其考证与《则例》《皇朝通典》以及地方自治章程的相关部分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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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城厢表里一体，应将城郭外的厢包含到城自治区内，背后还存在着具体的利益之争。裘廷梁陈述了以下内容：[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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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金是）航路交通之地，商业率在城外。果如蒋君之说，割而去之，不独将来无事可办，即旧自治已成之局，亦且凌夷澌灭，不复有一二之留遗。蒋君仅欲割吾邑之城而小之，而不知天下均受其削城之祸。幸其言非章程本意，否则天下危矣。然则城区固有之境界安在乎？曰公共团体所办之事，有一焉与章程自治事宜相合者，即当据之为城区固有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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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区所存在的“城外”，可说是指城郭外的厢。裘氏本意是将其划入城自治区内，确保城区自治事业的财源。此外，“固有之境界”还可举出平粜区域的例子：“上合街坊隶厢之制度，下从社会习惯之情形。本区之人才足供旧自治之需要者，亦必能供新自治之需要，无疑也”，从主张城厢一体这点上，也透露出相同的想法。[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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