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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看一下有关合并的动向。如前所述，嘉定县西门厂期望编入城区，其他厂也有以下的动向：[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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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里桥、严家庙二厂接壤本区有如唇齿。故组织事务所之议起，而六里桥厂董单文魁、周寿禧来函，愿以东半厂各图联合筹备。严家庙厂董陈如璋亦与朱家桥镇厂董蒋松年函请联合。比归有山房开会时，二区之人亦来列席同选所长，分置参议。又以三区联合，即不当独用本区之称，爰别以城西名其乡，方冀情意之孚，互收指臂之助。而筹办处以未便分合，饬令更正。复因城厢分区之故，谓本乡不能冠以城字。不得已捐弃前约，复我旧名。今本乡虽粗具规模，而严六二区瞠乎在后，所以负疚者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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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里桥与严家庙两厂被视为拥有粥厂的“固有”领域，在厂董方面，想和西门厂联合，三厂共同设立为一个乡，背景与望仙桥、钱门塘两地的动机相同。结果，对于以厂单独设立乡区，黄守恒谓“今本乡虽粗具规模，而严六二区瞠乎在后，所以负疚者多矣”，显示三厂意欲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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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将地方自治停止后，黄守恒总结自治区设立的经过，对自治应有的样貌阐述如下：[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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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自治区域过小，则人才财力两有所穷，事业虽于展发，豪强易于专横，本非长策。当时筹办处以五十方里为救济，良（粮）亦未可厚非，但其办理轻率举措，乖方不知审慎于事前，反欲更张其成局，宜结果若斯之不良也。迨县会成立，方议合并；会以光复，案未成立。今年虽以官厅之主张，并三十三乡为十八乡，而未尽规度地势，犹复利害参半。将来自治复兴，若得精测全境，重行析并，废除固有之区域，确定适宜之面积，吾邑自治庶有豸乎？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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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厂域为“固有之境界”的基准，清末的城区与乡区未必被视为必须死守的界线，反而不乏希望通过设立适当区域，强化自治制度发展的论调。从这种在 “固有之境界”与“适当”的自治区之间的摇摆不定，可看出近代国家领域化如何发展出清末民初地方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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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越县域与府域合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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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型中比较突出的事例之一是章练塘。[87]章练塘的市镇部分由苏州府元和县与吴江县分治，周边农村“四乡”隶属于松江府青浦县管辖。如同“壤地插花”“犬牙无纪”等文字描写那样，由于所属区域错综复杂，行政上极为不便。[88]最初施行地方自治时，要求三县分别设立自治区。在宣统二年（1910）9月户口调查的第二次报告中，吴江县章塘区有正户298户、附户186户，人口分别为男1860人、女1021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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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开始设立自治区不久，章练塘领导阶层中便有将元和县、吴江县全部归入青浦县的议论。一位名叫邹铨的人，针对章练塘的现状与弊端，以及合并后的优点详加说明，提交给自治筹办处。[90]其中举出了分治的章练塘合并于青浦县后，在地理、行政、财政、习惯、利害上的五项优点。以下比较章练塘与前述“在同一县内合并（或企图合并）的事例”的异同，探讨自治区设立问题上呈现的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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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共同点。他们认为原先分散的小规模状态，通过合并能够有效率地利用财源与人才，发挥地域社会的潜力。章练塘的镇市街及其周边农村住民基于社会生活空间的领域性（即“乡脚”）设立自治区同时，重视确保财源与人才，使得自治区设立超越“固有的”领域性，这些可以说与“在同一县内合并的（或企图合并）事例”异曲同工。章练塘归入青浦县不久，一部分的地方实力派便将大蒸区、小蒸区、西坪区合并设为章练市，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情形。然而，每当议会出现“多私见，少公理”的结果，还是显示出乡区由“下”设立、超越社会生活领域的困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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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分析章练塘的独特性。自治区设立纠纷的背后，往往是城区与乡区之间的对立。这种情形下，城区在全县中的优势地位成为对立的要因，然而在章练塘合并的争论中，却对县政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让我们再看看前面提到的邹铨的论述：[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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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无他，皆因县治寥远，而又壤地褊小，颓风莫与除，秕政莫与祛，而文明新事业亦莫或督责以行，一任自生自活，于文明程度日趋于进之中国，而无有规促之者。我知不数年后，将为天演淘汰，而沦胥于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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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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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章程第三条有合并数县之文，十三条有小并于大之令，故若以章练塘至元、江二邑地归并青浦，则驾轻就熟，有因势利导之益，无格不相入之弊。而持地方政柄者，亦惕于上级耳目近在肘腋，必兢兢业业以勉图于善，改弦易辙，焕乎一新，洵章镇人民之幸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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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使用“文明新事业”“天演淘汰”等词汇，担忧地方现状一样，邹氏整个主张鲜明的特征是有关社会演化论和文明化的说法。[93]这里显示出当时地方知识分子的典型思维方式，以这样的世界观为基准，厘清国家与地方所面临的危机，并有着力挽狂澜的使命感。与本书主题直接相关而值得注意的部分，是推动“文明新事业”与县城产生联系，被视为地域发展的关键。换句话说，地域在行政体系中的正确定位，是为了防止出现“（即使自治没有得到推进）上不以是究，下不以是责”的情况，“上级”（官方）与“下级”（地域）的携手合作才是推进地方自治的核心力量。[94]质言之，错误安排行政体系中的定位，形同削减乡区方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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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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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城镇乡层级的地域社会，探讨清末新政各项政策对地域社会带来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地方自治的推进而带来的地域社会领域化，分析所显现的地域对立情况，以及领域化产生的地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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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从城自治区与乡自治区的关系，探究地方自治相关的章程内容。这里着眼于以往研究中没有充分重视的内部因素，亦即县政中城区拥有的影响力来进行讨论。在《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划定自治区界线的原则只有极其简单的陈述，包括：①城区设立过程中的厢，究竟以城郭外何处作为范围？②如何解释“固有之境界”，并作为设立城乡镇自治区的根据？这些极为暧昧的问题，因为援用的惯例不同，导致解释也不同，成为日后对立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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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以武阳为例，探讨设立城区所产生的城乡对立。由于武阳城区的士绅想将城郭外的厢纳入，与四乡士绅意见相左，发生对立情况。当时双方对“固有之境界”各有想法，宛如平行线般毫无进展。城绅利用县政中城区所具备的优势，对抗强调地方利益的四乡士绅。对四乡士绅来说，厢所存在的地区一旦被编入城区，将会在人力和财力两方面短缺而阻碍推动自治。从无锡、金匮、常熟、昭文各县，可以看到和武阳类似的情况，亦即城绅的“城区中心主义”，及争夺人才和自治经费所造成的城乡对立。此外嘉定的案例中，乡区想被纳入城区的意图，乃至城区不愿将城郭外地域编入，呈现的是一种例外情况。然而，对于城区所拥有的优势限定了城区和乡区双方行动这一点上，所举的事例可说都有其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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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探讨了乡区设立问题及其背后的地域意识。大多数的乡自治区被民间视为“固有之境界”，也就是按照自治施行前地方公共事务的范围而设。然而，有些地方跨越“固有之境界”而推动合并，是希望确保支持自治发展的人才和财力，从中可以看出其危机感：如果不能将地域社会正确地定位在行政体系之中，那么就难以发挥原有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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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推行各项政策，目的是要将地域社会的制度化，特别是将以往未曾正式在行政体系中定位的城镇乡层级领域化。尽管地域社会的领域化在自治区设立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可是环顾县政人才和财政等的运作，“固有之境界”被赋予各式各样的解释。地域社会领域化过程中尖锐的城区乡区间的矛盾和对立，成为民初地方政治的基调之一。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推进地域整合，成为遗留至民国时期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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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一体性，以及通过地图确认归属意识的情況，见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の创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第87～107页，东京，岩波书店，2003；黄东兰：《清末·民国期地理教科书の空间表象：领土·疆域·国耻》，《中国研究月报》，第59卷第3号，2005。关于清末地理教育引进过程中所萌发的领土意识，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第295～30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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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如商会，县城与一部分的大镇都设有商务分会，普通市镇设有商务公所，这些可说是对应地域实际状况的制度化。由地方实力派组织的商会、农会、教育会等，成为地方自治基础，同时也意味着制度上将显现各种利益。陈来幸：《长江デルタにおける商会と地域社会》，见森时彦编：《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1。都市也因巡警制度与卫生制度的导入，使得基层社会的领域化有所进展。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第167～171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1；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110～1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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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所使用的“地域意识”，指对自己居住地方，因为一定程度统合性所诞生的认同意识。如同森正夫指出，这种自我认同意识，是从与近邻市镇的对抗意识之中形成，进而希望在“天下”范围内寻求定位。森正夫：《清代江南デルタの乡镇志と地域社会》，收入其《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三卷“地域社会研究方法”，东京，汲古书院，2006。可以指出的是，清末除了这种自我认同意识外，还增加了对近邻自治区界线的认识，以及对自治权益的权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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