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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邹铨：《上苏省地方自治筹办处条陈请将章练塘镇之元江二邑归并青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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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关于地方知识分子的文明观，见佐藤仁史：《清末民初の在地知识人における文明と乡土》，《中国：社会と文化》第21号，2006。梁启超的社会进化论对当时文明观造成极大影响，参见石川祯浩：《梁启超と文明の视座》，收于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识人と文明》，第122～133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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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关于居住市镇的知识分子的这类地域社会观，森正夫在《清代江南デルタの乡镇志と地域社会》中也有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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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第二章 清末民初地方政治中的对立局势——以江苏省嘉定县的地方领导、自治、政党为个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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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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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清末民初江苏省嘉定县的政争为个案，试图透过勾勒该县当年“城乡对立”的局势，探讨地方政治的结构及其特质。以具体的地方社会情况为对象，分析清末民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流变，这方面已累积了丰硕的实证研究成果，[1]其中的共同点是：非常重视从区域内部，观察权力或秩序是在什么背景下建立起来的。[2]还有的研究，则从充满争议的“党国体制论”角度切入，先设定“党国体制”日渐渗透到缺乏自律性的社会中，最终达到国家统合。如此理解20世纪中国的政治进程，常被认为能够有效地涵盖长时段的历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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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地域社会”研究路径与“党国体制论”之间的对话似乎还不充分。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弄清两者各自的问题意识，并积极找出能够整合两种理论的核心观点。前者注重在国家之下地域社会所具有的自律性或特有的领域性，与此相应，地方精英的能动性也不容忽视，由此，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零合关系（zero sum）。[4]后者的问题在于，研究者倾向将社会视为接受国家整合的客体。[5]然而，令人感到困惑是：在党国体制下地域社会的自发要求是什么？易言之，什么样的势力愿意接纳党国体制？什么样的势力不支持这样的体制？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给予正面回答。深町英夫的政治体制论认为：中国在清末民初曾尝试走议会制民主主义的路线，结果受挫，于是20世纪20年代转换路线，走向党国体制。[6]对此，笔者虽表赞同，但不论是在议会制民主主义还是党国体制之下，那些未被整编进地方行政制度的地方势力，其特质是不能忽视的。本章考察清末民初议会制民主主义的多种制度下，各地方精英阶层所采取不同对策或对策背后的原理等问题，试图找出一些有益的线索，阐明上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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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邦齐（R. Keith Schoppa）运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区域理论，分析浙江省的精英阶层时，已指出其中存在着区域性差异。但这与笔者所说的区域性差异——作为政治对立的背景是有所不同。[7]笔者的着眼点是：在县内所发生的“城乡对立”，与市场圈或行政组织等相互交错的地域社会之多层结构，还有其中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等差异，对清末民初的地方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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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疁报》为本章的核心史料。此报为嘉定县同盟会、国民党一派的精英于清末所创。虽曾一时停刊，但迄1920年12月为止，大致完整地出版了十余年。所以，以此报为资料，当可从微观层面考察地方政治的动向。只不过须留意的是，此类报纸与清末以降地方政治崭新局面的发展有密切关联，且深具政治宣传手册的色彩；因此，在相关报道内容运用上，若涉及特定党派利害时，非得同时参考对立党派的主张或第三者的看法不可。为此，除《疁报》外，本章将一并采用共和党、进步党系人士所创办的《练水潮》等资料。可惜《练水潮》现存数量并不多，所以对《疁报》的言论，笔者将尽可能排除党派色彩的偏颇观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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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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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练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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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要探索四个问题：第一，先就清末嘉定县引发政治对立的“夫束”——传统征税法——及由此获利者的身份，为读者作鸟瞰式的说明。第二，以主导同盟会、国民党嘉定分部的黄氏动向为主轴，分析城区与乡区之间，日趋明显的地方对立态势。第三，地方对立的格局下，在县议事会运作或民政长选举的纷争场合上，将呈现出何种光景？第四，经由检讨政党组织的构成，与政党支持者之间的交往联系的报道，厘清政党组织的地方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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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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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夫束的结构及其得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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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夫束问题及其弊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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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县夫束的成立和编设，已有稻田清一为我们进行了细致且深入的研究。他和笔者同样使用《疁报》，以该报的报道内容说明“图”（明清时期田赋征收的基本单位）这一地方行政单位如何推动地方统合。[9]笔者的关注点与稻田虽有交集，但笔者的问题是：清末民初士人对夫束的看法为何？对夫束的态度与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关联，是如何反映到地方政治上的？以此为基础，本章欲弄清夫束问题及其发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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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三《赋役志·约法概要》的记载，夫束问题的起源与清初至雍正年间实行的徭役简化，有不可分的关系。在一条鞭法改革到摊丁入亩的过程中，嘉定县的徭役并没有完全被废除，而是被并到保正体系中，进一步再把税、役负担转嫁到按图编派的“夫束”之上。所谓夫束，原本是指专为疏浚河道而编设的一种劳役。按规定：田地多者充夫头，少者充协夫。后来，除水利外，“钱谷”与“刑名”两大行政经费，也一起推给承担夫束劳役的业主。这种不公的做法，时常引人非议。[10]山本进也曾以嘉定县夫束为个案，分析同治、光绪朝督抚主持下的财政改革。[11]夫束根据“夫册”底册中登记的所有田地或编户的资料来编派。有清一代，嘉定县对“夫册”虽做过局部性的修订，但未曾有釜底抽薪的改革行动，以至于夫束的弊害一直延续到清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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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笔者利用革除夫束期成会上呈给江苏都督的一份陈情书，观察清末夫束的结构及其弊害。陈情书里对夫束问题的指控，可谓包罗万象，有助于我们对其有深层的了解。[13]根据陈情书，夫束的弊害结构，因下列原因而更加严重：（一）夫束编派本身就欠缺劳役分配的公平性；（二）行政费用又转嫁到夫束头上，让问题雪上加霜。至于劳役摊派的不公，还可细分：①“夫束”底册上记载的劳役负担者和实际上的田地所有者有出入；②因坐图、外图使得劳役负担人数减少；③乡绅免役。以下将分别讨论这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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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夫册”上记载与实际拥有田地者不符的问题。夫束是按照每个图管下的耕地面积总额来分摊。耕地的所有状况、夫束劳役的分摊者、分摊数目都记载在“夫册”里。县衙的胥吏有需要时，便按着“夫册”去摊派劳务和经费。据称这“夫册”每10年作一修订，所以在这10年里，即便因土地买卖使得夫束负担与田地所有者之间出现实际上的偏差，但由于夫束的摊派记载并没有跟进，就常出现“役多田少”或“有役无田”者，因过重的负担而至穷愁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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