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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繁多的行政费用重担，源于夫束劳役摊派的不均，迫使现年夫束为筹措经费，终至倾家荡产，甚至“卖妻鬻子”。仅从征税业务也可看出，现年被迫承受着过重的负担。不仅如此，连刑名、水利业务中也出现同样的转嫁现象。先看刑名业务，当所属的图发生杀人或强盗案件，县衙门派皂隶来调查案情，这时皂隶就向保正索取经费，保正转向现年索取各种经费。[19]另外也有现年充当保正或职业化保正来包揽。总之，我们可以看出一连串地方行政经费如何转嫁于现年的过程。再看水利业务，这原来也是夫束的分内工作，因水利事业系“官督绅办”，所以除了胥吏的需索，复加以“绅”中饱私囊，这虽与钱谷、刑名业务不同，但是对夫束强加的压迫则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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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情书进一步抨击夫束弊害时，把焦点聚集在夫束体系的一个面向。稻田清一对夫束体系的分析极为透彻，他认为：以充当现年业户为首的群体性纳税的面向，和职业性的粮差来承包征收税粮的面向，是同时存在的。此一见解极具说服力。顺着稻田的见解进一步推断，对这难以截然划分的两个面向，废除夫束推动派集中炮火抨击夫束的包揽征收，但对群体问题——亦即达成地方统合的一种“合理性”问题，却等闲视之。[20]因此，凡触及革除夫束弊害的实质性行动，最后竟动摇了切实完成征税业务群体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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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夫束之得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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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高踞在夫束这一需索体系顶端的得利者是胥吏集团，他们通过差保执行实际的县政业务。由夫束所建构起来的此一利益群体，具体属于什么性质的势力？对于这一疑问，辛亥革命后担任民政长的许苏民（1867-1924），在南翔镇出版的《寥天一鹤》中，有一段值得琢磨的记载。当时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一则“黄绅戴吏”的谚语，[21]说到嘉定县的胥吏集团，“戴吏”也就是戴氏一族的代名词，家喻户晓。[22]戴氏族人中戴思业，从清末至民初长年担任库总，也是县民政署的重要职员，充当胥吏头，把持行政中枢要职；只是到了民国初年，因涉嫌亏空正税而锒铛入狱。[23]另外，戴氏有11人在民初的县民政署担任职员。[24]他们下面有个胥吏“同业工会”，组织力强大，这应该是戴氏倚重的政治筹码，[25]戴氏一族不仅是胥吏，也是典型的地方精英阶层。戴思恭（1872-1958）就是一例。他有生员的身份，辛亥革命后在县政府身居要职，如嘉定军政分府副民政部长、县民政署总务课长等。1912年与1918年分别被推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1912年在嘉定县组织共和党分部，是共和党、进步党阵营的骨干力量，对县政有极大的影响力。[26]从戴思恭表面的经历看来，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地方精英，但发生在清末的一起事件，则启人深思，让我们得以一窥他政治行动的本质。事情是这样的，戴思恭本来担任禁烟局总董，后因挪用公款而下台，连同选举权也被剥夺。[27]我们不难想象：在他挪用公款的行动背后，实际代表着一个将参与行政或接近权力视为发财良机的集团的痕迹；进言之，县衙里纵容贪污的人脉关系也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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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寥天一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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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透过需索体系而拥有既得权益的这一群体，支配他们行动的规范又是什么？我们不妨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胥吏或保正：他们分布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外围，试图斩断随着国家力量渗透在地方社会上的各种纽带；他们滋生蔓延，成为一中间团体，以获利为目的，即以功利之有无作为行动标准。[28]但柏佑贤认为：胥吏或保正等这种需索体系下的得利者，他们的行动可以从经济活动多层次的包揽结构——“包”伦理脉络中来理解。的确，柏的解读对于上述集体行动规范能提供较为全面的理解。根据柏佑贤的看法，所谓“包”是一种“以物为对象时难以确定化的成果，以人为对象时得以确定化”的社会秩序。所以他表示：“在（包的秩序中）中国人的行动，特别是在社会上人与人的交往出现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社会之所以特别被称为人伦社会之缘由。”另外，柏对“包”伦理的见解是：它是“人际交往中所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借由引入第三者的包揽，以保证其稳定性”的一种规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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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资料是税、役负担或行政经费负担的根据。当田地资料在管理上失去真实性时，此时的对策并非对物——即从技术层面下手，而是官方找胥吏或差保，由他们找现年业户去收拾。夫束问题就蕴含着这样把问题转嫁到“人”身上的结构。在这一转嫁结构中，也有不少胥吏或专业化的差保，靠着在县衙内或当地的人际关系包揽业务，赚取收益。这些人所承揽的业务，是倚仗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源，即动用关系来解决问题。但随着地方自治渐行发达，“包”这种伦理或其得利者，对有权参与政治的新一代精英来说，已成为眼中钉，是必须拔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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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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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末地方精英的“地方战略”与城乡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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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宗族的地方战略——练西黄氏的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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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思考清末民初地方精英阶层的政治活动动机或意图时，有必要先知道其活动的长期特征是什么。[30]民初编纂的《练西黄氏族谱》，对参与嘉定县政争的黄氏有详细的记载。[31]笔者翻阅这份族谱时，偶然发现有一别出心裁之处，即卷二《世纪表》的体例非常独特。该表关于男性族人的履历记载，根据学行、事业、职位进行分类，每个人的科举功名或在近代教育下所取得的学位、商业及实业活动、官僚或教师的职业经历，都一并载入。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其中还设有“事业”一栏，记录族人在商场及实业上的活动，视之为一族可歌可颂的光荣履历及成就。此栏创设的初衷，多少受到清末以来“实业救国”思潮影响。如此具有特色的族谱，正可供我们探寻练西黄氏一族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以提升其地位。下面就从工商业活动、科举功名、地方公益等三点来概观其内容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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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工商业活动。练西黄氏的来历，可上溯至始迁祖黄继春，明末从浦东高桥镇迁移到嘉定县城的西门外。[32]传到五世祖黄国楷（1713-1777），因从事时人称为“走山东”，就是买卖豆饼、腌肉干等“北货”的中间商而发迹。第六代至第八代之间，也有很多子孙继承家业，自此黄氏家财万贯之名，不胫而走。之后，黄氏又以西门外为据点，到各行各业拓展活动。当时西门外是嘉定县内屈指可数且具有市镇功能的区域。[33]七世祖黄钟（1766-1835）曾经营当铺，还开了一家叫“晖吉”的酱园，因而致富，以后酱园就成为黄氏家业。清末，酱园的产品接二连三地在海内外的品评会或博览会获奖；从这点来看，晖吉酱园的规模应该颇为可观。[34]本章的史料《疁报》，其刊行经费大半应该是仰赖晖吉酱园的赞助。除了酱园，黄氏的族人在西门外还经营多元化的买卖，如竹子行、钱庄、土货业、南货业、医业，还有酒铺及粥店等饮食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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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检讨练西黄氏与科举功名的关系。靠着从事工商业活动而发迹致富的练西黄氏，仗着雄厚财力，从清代中期起争取科举功名，以提升社会地位。黄国楷因从事北货事业而成功，他的下一代已经有人以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到了第七代，科第蝉联，簪缨鼎盛，贡生、生员辈出。据统计，中举人者3人、贡生9人、生员17人、监生27人，但出仕人数很少。就江南整体的水平来看，还称不上是突出的科举世家，但以黄氏在西门外所享有的声望来看，因科举及第，对其他的事业活动应是大有裨益。科举及第者56名中，有22名从事上述的工商业活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科举与事业的相辅相成，就是黄氏的社会地位上升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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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嘉定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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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嘉定县西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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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黄氏族人对地方公益事业的参与。工商业一帆风顺，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在黄氏的社会地位逐步上升的同时，其中的精英分子开始主持公益事业。上述黄氏七世祖黄钟的经历即显示：身为一位成功人士参与公益事业，这样善举并非个案，且从清中叶已形成传统。黄钟靠着晖吉酱园在商场发迹；他因取得贡生资格，在政治与文化上获得正统性，也因“厂董”的辉煌业绩而受到表彰。[36]道光三年（1823）救荒之际，嘉定、宝山两县成立了常设的“厂”，所谓厂董，指的就是主持此“厂”的董事。[37]另外，也有研究者指出：以市镇为中心扩散到周边农村部门的“厂”，其地理范围甚广；对“厂”公事的参与意识与清末地方自治时期的乡区范围或对自治的参与意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少的连贯性。[38]以下的事迹似乎可支持此一看法。黄氏的第八世——黄汝楫（1808-1863），以经营北货致富而闻名，有监生资格，也任“赈务”董事；第九世的黄宗勋（1842-1906）则为生员，长期担任西门厂务的董事一职。在他们的经历栏上，记载着“董理赈务”“董西门厂务”，指的应该就是“厂董”。在整个19世纪，黄氏的救灾公益活动绵延相传，酝酿出了特定的领域性，这与地方战略——或可称宗族的上升战略，似有紧密关系。这种地方战略模式，在清末设定自治区、实践地方自治制度之际，在种种开放给精英人士的政治活动场域中，成为制约他们行动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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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疁报》与“舆论”对夫束问题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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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夫束问题的推动者，正是清末与练西黄氏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批新精英阶层。他们的起步战略就是办地方报——《疁报》，透过该报主导“舆论”动向。那么，夫束改革论者究竟是哪些人？练西黄氏第十世黄守恒、黄守孚兄弟是《疁报》实质上的经营者。[39]先简单地看一下这对兄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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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黄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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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守恒有贡生资格。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降，他历任嘉定学务所董事、劝学长、视学、总董事。地方议会成立后，黄氏被推选为西门乡议事会议长、县参事会参事员；辛亥革命后，在嘉定军政分府担任财政部副部长。1912年5月，又组织同盟会嘉定分部（后来的国民党嘉定分部），并就任部长。[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