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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寥天一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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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透过需索体系而拥有既得权益的这一群体，支配他们行动的规范又是什么？我们不妨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胥吏或保正：他们分布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外围，试图斩断随着国家力量渗透在地方社会上的各种纽带；他们滋生蔓延，成为一中间团体，以获利为目的，即以功利之有无作为行动标准。[28]但柏佑贤认为：胥吏或保正等这种需索体系下的得利者，他们的行动可以从经济活动多层次的包揽结构——“包”伦理脉络中来理解。的确，柏的解读对于上述集体行动规范能提供较为全面的理解。根据柏佑贤的看法，所谓“包”是一种“以物为对象时难以确定化的成果，以人为对象时得以确定化”的社会秩序。所以他表示：“在（包的秩序中）中国人的行动，特别是在社会上人与人的交往出现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社会之所以特别被称为人伦社会之缘由。”另外，柏对“包”伦理的见解是：它是“人际交往中所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借由引入第三者的包揽，以保证其稳定性”的一种规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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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资料是税、役负担或行政经费负担的根据。当田地资料在管理上失去真实性时，此时的对策并非对物——即从技术层面下手，而是官方找胥吏或差保，由他们找现年业户去收拾。夫束问题就蕴含着这样把问题转嫁到“人”身上的结构。在这一转嫁结构中，也有不少胥吏或专业化的差保，靠着在县衙内或当地的人际关系包揽业务，赚取收益。这些人所承揽的业务，是倚仗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源，即动用关系来解决问题。但随着地方自治渐行发达，“包”这种伦理或其得利者，对有权参与政治的新一代精英来说，已成为眼中钉，是必须拔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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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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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末地方精英的“地方战略”与城乡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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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宗族的地方战略——练西黄氏的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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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思考清末民初地方精英阶层的政治活动动机或意图时，有必要先知道其活动的长期特征是什么。[30]民初编纂的《练西黄氏族谱》，对参与嘉定县政争的黄氏有详细的记载。[31]笔者翻阅这份族谱时，偶然发现有一别出心裁之处，即卷二《世纪表》的体例非常独特。该表关于男性族人的履历记载，根据学行、事业、职位进行分类，每个人的科举功名或在近代教育下所取得的学位、商业及实业活动、官僚或教师的职业经历，都一并载入。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其中还设有“事业”一栏，记录族人在商场及实业上的活动，视之为一族可歌可颂的光荣履历及成就。此栏创设的初衷，多少受到清末以来“实业救国”思潮影响。如此具有特色的族谱，正可供我们探寻练西黄氏一族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以提升其地位。下面就从工商业活动、科举功名、地方公益等三点来概观其内容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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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工商业活动。练西黄氏的来历，可上溯至始迁祖黄继春，明末从浦东高桥镇迁移到嘉定县城的西门外。[32]传到五世祖黄国楷（1713-1777），因从事时人称为“走山东”，就是买卖豆饼、腌肉干等“北货”的中间商而发迹。第六代至第八代之间，也有很多子孙继承家业，自此黄氏家财万贯之名，不胫而走。之后，黄氏又以西门外为据点，到各行各业拓展活动。当时西门外是嘉定县内屈指可数且具有市镇功能的区域。[33]七世祖黄钟（1766-1835）曾经营当铺，还开了一家叫“晖吉”的酱园，因而致富，以后酱园就成为黄氏家业。清末，酱园的产品接二连三地在海内外的品评会或博览会获奖；从这点来看，晖吉酱园的规模应该颇为可观。[34]本章的史料《疁报》，其刊行经费大半应该是仰赖晖吉酱园的赞助。除了酱园，黄氏的族人在西门外还经营多元化的买卖，如竹子行、钱庄、土货业、南货业、医业，还有酒铺及粥店等饮食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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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检讨练西黄氏与科举功名的关系。靠着从事工商业活动而发迹致富的练西黄氏，仗着雄厚财力，从清代中期起争取科举功名，以提升社会地位。黄国楷因从事北货事业而成功，他的下一代已经有人以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到了第七代，科第蝉联，簪缨鼎盛，贡生、生员辈出。据统计，中举人者3人、贡生9人、生员17人、监生27人，但出仕人数很少。就江南整体的水平来看，还称不上是突出的科举世家，但以黄氏在西门外所享有的声望来看，因科举及第，对其他的事业活动应是大有裨益。科举及第者56名中，有22名从事上述的工商业活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科举与事业的相辅相成，就是黄氏的社会地位上升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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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嘉定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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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嘉定县西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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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黄氏族人对地方公益事业的参与。工商业一帆风顺，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在黄氏的社会地位逐步上升的同时，其中的精英分子开始主持公益事业。上述黄氏七世祖黄钟的经历即显示：身为一位成功人士参与公益事业，这样善举并非个案，且从清中叶已形成传统。黄钟靠着晖吉酱园在商场发迹；他因取得贡生资格，在政治与文化上获得正统性，也因“厂董”的辉煌业绩而受到表彰。[36]道光三年（1823）救荒之际，嘉定、宝山两县成立了常设的“厂”，所谓厂董，指的就是主持此“厂”的董事。[37]另外，也有研究者指出：以市镇为中心扩散到周边农村部门的“厂”，其地理范围甚广；对“厂”公事的参与意识与清末地方自治时期的乡区范围或对自治的参与意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少的连贯性。[38]以下的事迹似乎可支持此一看法。黄氏的第八世——黄汝楫（1808-1863），以经营北货致富而闻名，有监生资格，也任“赈务”董事；第九世的黄宗勋（1842-1906）则为生员，长期担任西门厂务的董事一职。在他们的经历栏上，记载着“董理赈务”“董西门厂务”，指的应该就是“厂董”。在整个19世纪，黄氏的救灾公益活动绵延相传，酝酿出了特定的领域性，这与地方战略——或可称宗族的上升战略，似有紧密关系。这种地方战略模式，在清末设定自治区、实践地方自治制度之际，在种种开放给精英人士的政治活动场域中，成为制约他们行动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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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疁报》与“舆论”对夫束问题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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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夫束问题的推动者，正是清末与练西黄氏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批新精英阶层。他们的起步战略就是办地方报——《疁报》，透过该报主导“舆论”动向。那么，夫束改革论者究竟是哪些人？练西黄氏第十世黄守恒、黄守孚兄弟是《疁报》实质上的经营者。[39]先简单地看一下这对兄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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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黄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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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守恒有贡生资格。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降，他历任嘉定学务所董事、劝学长、视学、总董事。地方议会成立后，黄氏被推选为西门乡议事会议长、县参事会参事员；辛亥革命后，在嘉定军政分府担任财政部副部长。1912年5月，又组织同盟会嘉定分部（后来的国民党嘉定分部），并就任部长。[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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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黄守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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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守孚（1878-1931）与兄长相同，拥有贡生资格。据称留学日本，专攻法政。清末历任劝学所视学兼学务总董、县农会会长等县政要职，后来又在嘉定军政分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民国时期，他担任《新申报》主笔，撰文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又在暨南大学执教，倡导新文学，言论界与教育界是黄氏主要的活动舞台。1918年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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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废止科举制、引进新式教育的时代转变期，声势日益壮大的新精英阶层，亦可从黄氏兄弟的经历见其缩影。其特征归纳有两点：第一，他们活跃在近代教育普及的新式学校环境中，还有自治色彩浓厚的学务所、劝学所等地，以这些教育事业作为势力平台。[42]第二，透过报业出版的活动，在地方社会扮演主导言论的角色，或在大都市担任报业编辑或记者等，以报刊媒体为他们活动的据点。[43]综合上述的特征，我们可说：结集在《疁报》旗下的新一代精英阶层，是一个以教育界或言论界为活动据点，充满浓厚“专家”色彩的群体。[44]相关的一则趣闻是，民初黄守孚的“律师事务所”经常张贴营业广告，这也算是地方精英蜕化成“专家”的佐证吧。[45]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综合得出：新精英强化对县政的影响力，是因为他们在清末新政找到了崭新的政治空间，以及在新式教育下得以汲取各项新知识（新资源）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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