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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许苏民组织粮务清算处，照会各区董事，把宣统二年（1910）和三年（1911）粮差摊派的税额上报到清算处，之后再根据报告，派人至各区调查真相。[80]8月经清算处审查结果，发现在戴思业与朱义方任库总时留下大笔亏空。于是民政长下令戴氏等人赔偿，并开除其民政署总文牍兼田赋统计的职务。[81]但是议事会派的秦祖望、黄世祚等人一直怀疑，许苏民派人查的那条宣统三年（1911）高达4万元的上下忙欠缴，均属“民欠”说法的可靠性。因此，秦祖望等人呈请江苏都督彻底清查民政署的收支，比如欠缴项下被挪用多少，亏空多少。于是都督令金咏榴会同参事详细调查。[82]隔月，金咏榴呈报：戴思业等人未纳的忙银，多达2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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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署派挪用、亏空全貌既经揭开，民政署现行体制已无法继续运行，因此许苏民辞去民政长职，退出共和党，转而加入同盟会，与民政署派从此分道扬镳。[83]新任的民政长，就是先前江苏省派去调查收支的金咏榴。金氏上任后着手改组民政署，编制新人事。周承忠为代理总务长兼学务课长，顾和澍为代理主计课长兼实业课长，钱江为视学，陈镛为征收主任。[84]就委任职务来看，金咏榴有心肃清民政署派，将民政署运作引导到亲议事会派的方向。另外，戴思业与朱义方因侵吞公款，遭警察拘留，既得利益群体就此被排除出民政署[85]。按道理讲，议事会派理想中的县政运作应该会有所进展，但围绕既得利益的社会关系和陈规旧习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无法顺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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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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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政党组织与地方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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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初政党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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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笔者要从政党组织及维持组织的人际关系角度，检视上述的政治对立局势。在讨论嘉定县政党组织时，有必要先就中央的政党组织变迁作一概观。从大体来看，民初基本的政党局势，是清末以立宪共和为理想的各革命团体，在辛亥革命后转为公开政党，形成以同盟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和立宪派成立的进步党，彼此相互对峙。1913年7月二次革命发生，11月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一系列政治变动使得议会制民主主义遭到挫折。此后体制要如何建构，只有靠革命政党来摸索了。[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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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的嘉定县也出现政党、政治团体林立的情形，如表2-4所示。不久这一局势，演变成为同盟会、国民党对抗共和党、进步党。[87]然而在嘉定县内，政党组织的成立基础却呈现出一种地方特有的情境，不完全与全国的普遍情况相同。有关这一点，先从分析地方上同盟会与共和党重要党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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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检讨同盟会。同盟会嘉定分部的成立肇始于1912年7月。在江苏省分部的指示下，由黄守恒和王元增设立。重要成员及其党分部成立时担任的职务，如表2-4、表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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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辛亥革命后嘉定县的政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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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同盟会嘉定分部创设时主要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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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2、表2-5所见，可知以黄氏为首的议事会派控制着当地同盟会。未任公职的廖世培与秦曾钺都是社会党嘉定支部领导者，也都是《疁报》的发行者，这样看来，几乎可把社会党嘉定支部，视为同盟会嘉定分部的党内之党。所以说，它是议事会派的强力支持者，也是很自然的。另外，同盟会本部在完成统合共和党、国民致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之后，接着创立国民党。随后，嘉定分部在9月就改组为国民党，由于领导阶层几乎相同，所以实质上就是同一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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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议事会派汇集到同盟会、国民党；民政署派则汇集到共和党。在共和党成立前，日后与共和党合并的共和协会，先于1911年12月成立，会长杨卫玉，副会长顾瑞。1912年6月，以戴思恭为发起人，开始筹组共和党，7月成立嘉定分部。主要党员及其当时所任公职如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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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共和党嘉定分部成立时的主要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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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6可知，共和党中枢部门组成有三部分：一是由如民政长许苏民、民政署总务课长戴思恭等在职人员在内的民政署派所把持；二是从吴廷耀、顾瑞、戴思恭、金念祖等人的参与来看，城区精英的意见相当程度地得到反映；三是由与城区精英利害与共的各乡议事会议员所构成。对于夫束具体权益采取何种立场，嘉定县共和党党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随着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等三党统合组成进步党，1913年12月，共和党嘉定分部也改组为进步党嘉定分部。[88]另外，共和党、进步党发行机关报《练水潮》，主笔为金念祖。该报不时与《疁报》展开论战。从这些论战所产生有关政治行动的规范意识，笔者深觉相当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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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对地方社会的组织化及影响力，到达什么程度？对于这一问题，因为所知有限，不易回答，但地方领导层参与政党的程度，应可成为衡量的指标之一。先看两党的规模。1912年7月在发起阶段的党员数：同盟会约50名，共和党约70名。[89]随着组织制度日臻完备，党员人数当然可能增加，但目前还没有可供利用的准确数字。符合县议事会选举权资格者的有7644人，这和发起阶段的党员人数相较，可知加入同盟会和共和党的人数，在有选举权者中所占的比例极小。[90]但若换个角度，把这一数据看成是政治行动积极者所占的比例，那么这个数目就不小了。例如，革除夫束期成会呈请江苏都督撤除夫束时，陈情册上的人数逾600名。把这一数字和议事会的定额及政党高层的组成相比，我们就可明白：政治行动积极的地方人士，大多加入了这两大政党。接着问题是：这些精英参与政党的动机与意图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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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与政党的动机与规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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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精英加入政党的动机，首先可能是因他们相当支持各个政党在纲领中所揭示的政治主张。黄守孚认为国民党的党纲以“平民政治”为宗旨，纲领中心是“采用民生政策，发展地方自治，保持政治统一，励行种族同化，维持国际和平”。[91]而他对共和党标榜“国家主义”的党纲，则批评是“我国民之进行能力为无几何者。而官吏所处之地位，遂跃然超出国家与人民之上矣”。[92]如此议论国民党和进步党，即一为激进政党、一为保守政党之对立局势，大体上是一致的。[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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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党纲之间的对立，和中央与省之间的对立局势，甚至和当地社会政党之间的对立并不全然相同，其中原因很多。我们不能忽略，地方社会的政党对立很可能另有一番面貌。在此先提示两件事：第一，由于张謇的影响，整体来看，江苏省有不少领导阶层选择站在进步党一方。相对地，嘉定县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的党员，清末时他们共同站在广义立宪派的立场，但临到利害关头，就分道扬镳了。第二，议事会派与民政署派之所以发生政治斗争，其根源就在于权益的矛盾，此一对立也反映在政党的组成上。[94]举个例子，宣称共和党的党性是奠基于夫束权益上，这则消息来源正是《疁报》。它报道了提倡恢复夫束的党派所作的顽强抵抗：[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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