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489000
1702489001
受限于我个人的专业，我最感兴趣的是近代新思想、新概念、新名词下渗的部分，还有新思想运动中它们向下渗透、扩散到什么程度。
1702489002
1702489003
佐藤认为市镇社会是这个新思想运动的末梢。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观念下渗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些筛选。那么，何以在广大的词汇、概念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到达下层社会？这些思想、概念又在地方社会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地民众对它们有什么特别的了解？它们为何与地方精英、现实派系的划分或权力的布局息息相关呢？
1702489004
1702489005
我所感兴趣的第二个问题是，近代地方社会是不是因为新报刊的流播，而出现一种“合伙人效应”。在佐藤的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新式精英惯于透过媒体，形成舆论，进而造成影响，如《疁报》这类在地媒体，对地方社会起过很大的作用。[1]近代地方“舆论社会”的形成是一种新的现象，胡适曾在一篇英文文章这样提醒我们：“突然间，在地方出现大量的刊物，它们形成地方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小小的地方社会中，向来都是仰赖大都市提供知识的，它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舆论社会。”[2]而这个舆论社会，在不同程度上把当地社会“政治化”了，它们反复发挥动员力量，成为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也造成地方势力的重新划分。
1702489006
1702489007
谈到“舆论社会”，我想借用智利小说家赫纳罗· 普列托（Jenaro Prieto Letelier，1889-1946）的《合伙人》（El Socio）中的情节稍作说明。《合伙人》借沸腾股市中的一个小人物，烘托智利人崇洋媚外的心理。小说主角胡亮做生意很不顺利，常找人调头寸，却常常被人问到合伙人是谁？他索性就捏造了一个英国合伙人——戴维思，从此大发利市。人们于是不再相信胡亮，只相信他所捏造的合伙人，甚至最后弄得胡亮不得不安排一场假的决斗，将他的合伙人杀掉，并登报声明。但问题还是没有获得解决，胡亮在商场腾空而起，倚靠的是戴维思；后来他一败涂地，也是因为合伙人戴维思。[3]
1702489008
1702489009
我认为近代中国“舆论社会”的形成，产生了一种“合伙人效应”，即订阅或批读新式报刊的人，在仿佛之间往往想象自己在某些地方有一群合伙人。每天送来的报刊也像一位定期来访的合伙人。这些合伙人的数量很大，彼此并不认识，却隐隐然关联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这个设想与Benedict Anderson的“印刷资本主义”，以及由“印刷资本主义”产生“想象的共同体”不无关系。我认为是有一群散布在各地、互不相识的读者，共同接受某一思想观念，隐隐然认为互相之间是“合伙人”，再由这个合伙人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合伙人群体是想象的、虚拟的，唯一的关系只是共同阅读；可是在巨大的时代氛围中，他们成为地方上象征权力的拥有者，而且支持或反对这些概念，成了划分派系、分割权力的工具。一旦大气候变了，“合伙人效应”当然也会面临变化。
1702489010
1702489011
佐藤的书充分吸收中、日史学界对地方社会的研究成果，他深入“地方性史料”，大量运用地方刊物、报纸、杂志，而且尽力掌握其复杂的互动关系，分析新旧政见与各种势力，这些势力既是思想意趣的，又是现实利益的，它们层层套叠又循环取利，构成了一幅色块斑斓的印象派油画。
1702489012
1702489013
王汎森
1702489014
1702489015
2015年秋天
1702489016
1702489017
[1] 此外，佐藤另有《20世紀初頭の中国における地方政治と言論——江蘇省嘉定県の地方紙“疁報”に即した初歩的分析》一文，富士ゼロックス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1999.12。
1702489018
1702489019
[2] 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5册，第254页。
1702489020
1702489021
[3] 赫纳罗·普列托（Jenaro Prieto Letelier）著，曾茂川译，《合伙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
1702489022
1702489023
1702489024
1702489025
1702489027
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序章
1702489028
1702489029
本书着眼于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的市镇社会，讨论这一空间以及从中生成的乡土意识，还有地域社会的变化过程。首先想说明的是，为何以清末民初和江南市镇社会作为时空分析对象，从中又打算厘清什么问题呢？在序章中，打算以四个部分说明：第一、第二部分分别在江南地域史的研究脉络和清末民初史的学术源流中，提示问题之所在和本书的论点。第三部分解说本书所使用的地方文献。第四部分则阐明本书的结构。
1702489030
1702489032
一、江南地域史研究的问题所在和分析方法
1702489033
1702489034
（一）江南地域史研究的成果和课题
1702489035
1702489036
考察江南的地域发展脉络时，被称为市镇（或乡镇）的农村商业聚落一直受到重视。伴随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业经济政策的历史性大转变，市镇被称为农村工业化的中心，开始备受瞩目。这一农村政策的理论性依据，是费孝通提出的中国独特发展模式，即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防止农村过剩人口向大都市涌入，实现农村的现代化。[1]这一发展模式也被认为是“内发发展”的可能性之一，亦即不将发达国家形式视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唯一准绳，而是摸索相应于国情、地域条件的发展形式。[2]但是今天大都市的经济发展、人口移动等现象变得非常显著，当时被提倡“以乡镇企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近代化模式，进入了接受历史使命评价的阶段。
1702489037
1702489038
将市镇乃至市镇间网络视为中国农村的内在发展孵化器来重新评价，定位江南市镇发展的研究，也成为史学领域中的一项重要主题。特别是在农村政策中提倡“苏南模式”，显示国家将江南市镇作为发展类型之一。[3]
1702489039
170248904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费孝通即提出关于农村经济建设的先驱性构想；因此在前述的发展模式转换中，对费孝通一系列学术研究成绩进行再评价可说是自然之事。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研究进展，是以明清市镇的长期发展过程和经济机能的研究，其中多数研究者使用地方志，发掘史实。[4]近年来，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进一步产生了多种主题成果。[5]
1702489041
1702489042
再将目光转向日本学界。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森正夫、滨岛敦俊等明清史学者与当地研究者合作，实施田野调查，并刊行了部分成果。[6]从中可看出两项特点。第一，过去依赖发展阶段论、根据文献推动研究的学者们，开始努力对作为广义生产场域的地域社会进行总体性掌握。第二，通过对市镇、乡村社会多面向的口述调查、景观调查、史料调查等，试图对中国传统社会做出回溯性理解。在传统中国尚可能“遗存”的20世纪80年代，注重社会的连续面是很合理的。
1702489043
1702489044
因此，江南市镇社会史对以明清为主的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方面取得了深厚的积累。但另一方面，清末到民国时期的研究依然不足。关于这一时期，尽管存在朱小田、包伟民等人的研究，仍有尚未探讨之处。[7]与以明清时期为对象的历史研究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情况相比，清末民国时期分析不足的原因之一，是近代中国“发展”的焦点都转移到都市上海，相对轻视了作为腹地的江南。[8]立足于“作为广义生产场域的地域社会”观点，江南仍是一个重要地域，是毋庸赘言的。
1702489045
1702489046
而且，无论以明清还是清末民国时期为对象的作品，都存在分析过于集中在市镇经济职能的问题。故此，关于被奉为“圣经”般的费孝通著作阐明的“乡脚”，[9]战争期间日本人调查指出“町村共同体”（即乡镇社会）拥有的社会圈、文化圈及其变化，尚未得到充分深入的探讨。[10]尽管近年地方政治结构变化、民间信仰、社会生活、不动产等面向讨论市镇社会的著作，填补了许多空白，但尚须探究的空间还是太大了。[11]解析以下的各项问题，可以直接对市镇社会的变化获得总体性把握。这些问题包括：清末地方自治制度实施以后，地域的制度化和市镇社会的再组织；伴随地方政治结构及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学校教育及平民教育在市镇的实施情况；市镇的精英与地域社会的关系、民间信仰等文化圈的存在模式。
1702489047
1702489048
关于传统江南农村的社会结构及空间性，提出最具涵盖性模式的，是滨岛敦俊。滨岛关于江南农村水利的研究中，没有发现日本型的“村落共同体”，在据此探究江南农村如何成立的过程里，主张共性集中体现于民间信仰（被合称为“总管信仰”）为核心的文化整合上。[12]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江南社会必须根据以下三层结构加以理解：以富农为中心成立的村（“社村”）；居住于市镇的生员、商人们所肩负的“乡脚”世界；以乡绅卓越的政治统合能力为核心的县域社会。[13]与本书强调市镇社会之空间性关联而言，笔者认为滨岛的论点极为重要，即随着16世纪以来商业化进展，以市镇为中心的经济圈、社会圈（即“乡脚”的世界）之形成，市镇的城隍庙、东岳庙和村社的土地庙之间，组成了“解钱粮”的从属关系。[14]这一框架的有效性，体现在民间信仰、语言文化、地域社会的领导权形式上，可以对地域社会进行整体且多元的掌握。笔者虽以滨岛提出的江南社会三层结构为基础进行分析，但由于三层结构是针对传统时期所提出的分析模式，所以本书分析对象——清末民国时期，是有必要留心变化的面向。[15]换言之，即伴随近代国家建设时地方“制度化”的实际情况。由于科举制废除和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引进，产生新的精英阶层与地域社会领导权的改变，加上文明概念的出现，民间文化被认为是“迷信”的问题，笔者认为很有分析的必要。
1702489049
[
上一页 ]
[ :1.70248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