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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新民署之大除夕》,《疁报》第99号,191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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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敬刊布许苏民先生入会宣言书之真本》,《疁报》第100号,1912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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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新民署之开幕》,《疁报》第101号,191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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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戴咏仙朱朗甫居然管押了》,《疁报》第1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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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在同盟会整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后,国民党于1912年成立。对此,旧立宪派在1912年3月、5月、8月,分别组成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为了在国会上与国民党抗衡,1913年8月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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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辛亥革命后至民国初年,关于嘉定县所设立的政党、政治团体研究,参见匡珊吉、王亚利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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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共和党嘉定分部通告》,《练水潮》第23期,191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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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同盟会组织嘉定分部记》《共和党分部成立》,《疁报》第96号,1912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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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嘉定县续志》卷六《自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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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佛时:《余之政党观》,《疁报》第104号,191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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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佛时:《余之政党观(续)》《呜呼政客当如是耶》,《疁报》第105号,191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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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张玉法前揭书,第260~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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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砭史:《论党派从何发生》,《练水潮》第7期,191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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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老农:《揭主张夫束复活者之内容》,《疁报》第139号,1913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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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老农:《揭主张夫束复活者之心理》,《疁报》第140号,1913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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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允之:《分柜之研究》,《疁报》第197号,1918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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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山本英史:《传统中国の地域像》,第十一章《乡村组织と地方文献:苏州洞庭山の乡村役を例として》,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0。Bradly W. Reed,Talons and Teeth: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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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高岛航:《吴县·太湖厅の经造》,收入夫马进编:《中国明清地方档案の研究》,“科学研究费成果报告书”,京都,京都大学,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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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继政党解散后,1914年3月随着地方自治停办,嘉定县的县、市、乡自治机关也停止,原有的34个市乡,重新编为城区与18个乡。但是后面将提到由教育界领导阶层的活动范围,导致两派的对立日趋激烈。就像出现在嘉定的城乡对立,有些区域希望由乡出发来设立新的县。参见田中比吕志前揭书,第十一章《清末民初における新县设置と地域社会》。再则,地方自治停止以后有关自治的专论,参见味冈彻:《护国战争后の地方自治回复:江苏省を中心に》,《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2号,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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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有关清末知识分子对西洋法体系的接受及其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讨论留日学生对法政学的接受与在中国实践的情形。社论执笔人黄守孚曾留日攻读法政学,他在社论中曾提过梅谦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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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砭史:《情理法》,《练水潮》第55期,1916年12月1日。砭史可能是《练水潮》的主编金念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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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佛时:《法理情》,《疁报》第173号,1917年9月21日;佛时:《法理情(续)》,《疁报》第174号,1917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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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费孝通:《礼治秩序》,收入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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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柏佑贤前揭书,第213~219页。从这些“包”构造中看出传统中国社会特质的是村松佑次。他举出例子,如县政府的会计和县长的私家会计,其中有些部分划分不清,对省税而言,县税采取“定额主义”。另就市场秩序来看,在激烈的自由竞争中,发展“私人的保证”,也是同样情况。村松祐次,《中国经济の社会态制(复刊)》,第137~145页、178~186页,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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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印克前揭文。即便在地方自治停止、国民党嘉定分部解散后,直到北伐驱逐民政署派领导阶层为止,两派就教育行政或教育会等的主导权问题上处于严重对立。特别从1919年9月至1920年5月间,对立日趋激烈。市教育会会长金念祖向县长提出:1919年8月嘉定县教育会大会的会章修改和职员选举为无效之举。其中的背景是,教育会会长黄守恒等议事会派主导的县教育会,引起民政署派的反弹。金念祖不满的是,新的县教育会入会资格规定,须经2名以上的会员推荐和评议会的承认,这与教育部的规定不符。有关入会资格规定的唇枪舌剑,呈现的是两派企图在县教育会扩张自我势力的倾轧。以上史事见《市教育会会长金聿修呈控县教育会非法选举》,《练水潮》第75期,1919年9月20日;《呈县知事范复陈市乡董事呈诉各节不符事实问(一月二十二日)》,《嘉定县教育会年刊第三刊》,1920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从议事会派的立场来看,其实也可说是民政署派企图夺取县教育会。在县教育会向省长与教育厅长呈上的公文里,就提到金念祖的如下控诉:“今以会内之事,而会外之人,朋比而来,横加干涉,且所争者,不在研究,而在选举,苟非别有用心,何乃出此。本邑劝学所之嫉视本会也甚深。试举一事以例之。如县教育行政会议,市教育会会长、副会长得以列席,而于本会则屏不使与。凡在会员,无不愤慨,近因该所办理乖方摧残教育之事,时有所闻,会员竞相告语,以为大戚,将有吁请撤查之举,而该所嫉忌弥甚,故此次之攻讦本会,人言藉藉,多谓出于劝学所之指挥”。民政署派的核心人物是担任劝学所长的顾瑞。县教育会对此有所批评,所以掌握县教育行政主导权的民政署派,意图封杀县教育会,对县教育会加以攻击。以上史事见:《呈省长齐教育厅长胡胪叙本会改章更选事实及受讦情形陈述理由请查核文》,《嘉定县教育会年刊第二刊》,1919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如此情势下,县教育会认为劝学所长顾瑞与民政署派勾结,任用私人,教育经费分配不公,于是上书恳求省长与教育厅长彻底地调查劝学所。见《呈省长齐教育厅长胡胪陈劝学所长顾瑞贻害教育实迹撤查处分文》,《嘉定县教育会年刊第二刊》。1920年5月,在劝学所主办的教育行政会议中,据说提出过停止补助县教育经费的议案,见《新嘉定大事记》,民国九年5月之条。如上所述,主持县教育的议事会派与以县教育行政为依据的民政署派,双方在教育界的纷争,毋宁就是议事会、民政长选举、政党组织对立局势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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