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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继政党解散后，1914年3月随着地方自治停办，嘉定县的县、市、乡自治机关也停止，原有的34个市乡，重新编为城区与18个乡。但是后面将提到由教育界领导阶层的活动范围，导致两派的对立日趋激烈。就像出现在嘉定的城乡对立，有些区域希望由乡出发来设立新的县。参见田中比吕志前揭书，第十一章《清末民初における新县设置と地域社会》。再则，地方自治停止以后有关自治的专论，参见味冈彻：《护国战争后の地方自治回复：江苏省を中心に》，《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2号，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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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有关清末知识分子对西洋法体系的接受及其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讨论留日学生对法政学的接受与在中国实践的情形。社论执笔人黄守孚曾留日攻读法政学，他在社论中曾提过梅谦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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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砭史：《情理法》，《练水潮》第55期，1916年12月1日。砭史可能是《练水潮》的主编金念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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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佛时：《法理情》，《疁报》第173号，1917年9月21日；佛时：《法理情（续）》，《疁报》第174号，1917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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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费孝通：《礼治秩序》，收入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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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柏佑贤前揭书，第213～219页。从这些“包”构造中看出传统中国社会特质的是村松佑次。他举出例子，如县政府的会计和县长的私家会计，其中有些部分划分不清，对省税而言，县税采取“定额主义”。另就市场秩序来看，在激烈的自由竞争中，发展“私人的保证”，也是同样情况。村松祐次，《中国经济の社会态制（复刊）》，第137～145页、178～186页，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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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印克前揭文。即便在地方自治停止、国民党嘉定分部解散后，直到北伐驱逐民政署派领导阶层为止，两派就教育行政或教育会等的主导权问题上处于严重对立。特别从1919年9月至1920年5月间，对立日趋激烈。市教育会会长金念祖向县长提出：1919年8月嘉定县教育会大会的会章修改和职员选举为无效之举。其中的背景是，教育会会长黄守恒等议事会派主导的县教育会，引起民政署派的反弹。金念祖不满的是，新的县教育会入会资格规定，须经2名以上的会员推荐和评议会的承认，这与教育部的规定不符。有关入会资格规定的唇枪舌剑，呈现的是两派企图在县教育会扩张自我势力的倾轧。以上史事见《市教育会会长金聿修呈控县教育会非法选举》，《练水潮》第75期，1919年9月20日；《呈县知事范复陈市乡董事呈诉各节不符事实问（一月二十二日）》，《嘉定县教育会年刊第三刊》，1920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从议事会派的立场来看，其实也可说是民政署派企图夺取县教育会。在县教育会向省长与教育厅长呈上的公文里，就提到金念祖的如下控诉：“今以会内之事，而会外之人，朋比而来，横加干涉，且所争者，不在研究，而在选举，苟非别有用心，何乃出此。本邑劝学所之嫉视本会也甚深。试举一事以例之。如县教育行政会议，市教育会会长、副会长得以列席，而于本会则屏不使与。凡在会员，无不愤慨，近因该所办理乖方摧残教育之事，时有所闻，会员竞相告语，以为大戚，将有吁请撤查之举，而该所嫉忌弥甚，故此次之攻讦本会，人言藉藉，多谓出于劝学所之指挥”。民政署派的核心人物是担任劝学所长的顾瑞。县教育会对此有所批评，所以掌握县教育行政主导权的民政署派，意图封杀县教育会，对县教育会加以攻击。以上史事见：《呈省长齐教育厅长胡胪叙本会改章更选事实及受讦情形陈述理由请查核文》，《嘉定县教育会年刊第二刊》，1919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如此情势下，县教育会认为劝学所长顾瑞与民政署派勾结，任用私人，教育经费分配不公，于是上书恳求省长与教育厅长彻底地调查劝学所。见《呈省长齐教育厅长胡胪陈劝学所长顾瑞贻害教育实迹撤查处分文》，《嘉定县教育会年刊第二刊》。1920年5月，在劝学所主办的教育行政会议中，据说提出过停止补助县教育经费的议案，见《新嘉定大事记》，民国九年5月之条。如上所述，主持县教育的议事会派与以县教育行政为依据的民政署派，双方在教育界的纷争，毋宁就是议事会、民政长选举、政党组织对立局势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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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有些研究者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家统合上所扮演的角色，给予积极评价，并从这一角度解读行政、财政改革或地方社会。笹川裕史：《中华民国期土地行政史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笹川认为：在江苏、浙江等土地行政先进地区，向来仰赖胥吏的基层行政，因土地行政专家统治体制的引进而抒解困境。另外，山本真厘清了胥吏的公务员化和土地税制改革的尝试及其瓶颈（山本真：《1930年代前半，河北省定县における县行政制度改革と民众组织化の試み》，《历史学研究》第763号，2002）。明清史研究者对田赋征税机关的长期变迁研究，有高岛航前揭文；岩井茂树：《武进县の“实征堂簿”田土推收と城乡关係》，收入森时彦编，《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2001。岩井指出：像图甲、村庄这类乡村组织的征税业务，在清代前期已被城市的承包机关所接收，从此县城与乡村之间，形成一种支配性的单行道关系，从而也创造出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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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有关基层社会的自律性特质，以下研究很有启发作用。像李怀印批判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见解，强调华北村落的自律性。Duara，op. cit.，chap. 7. 李怀印：《二十世纪早期华北乡村的话语与权力》，《二十一世纪》第55期，1999。张佩国呼吁有必要从村界或村籍这样的“地方性制度”讨论基层社会的“共同性”，见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288～3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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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第三章 从一个地方精英人士看清末民初的官民对立——以上海县乡绅秦锡田的活动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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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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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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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地方自治及近代教育制度的引进过程，是将暧昧的官民之间的界线划定，以及各自领域权利、权益意识产生的过程。正如前两章所探讨的那样，这一过程中萌发的城区与乡区各自的地域意识，最终发展为严重的城乡对立。而此类地方案例也表明，在共和政体下的地方行政制度尚未确立之前，专制王朝体制下的行政系统，要顺利地推行新的地方自治制度，依旧甚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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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方自治的引进及其对地方政治所造成的影响，有的研究指出了划定自治区带来的地域社会的领域化。[1]清末引进的地方自治，参照的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地方自治（府县制、市町村制），与清朝自治制（州县厅自治、城镇乡自治）之间所产生的差异，对于自治制度的实际运用与地域的权益意识的诞生应当发挥了不少作用。[2]并且，地方精英人士在掌握自治主导权时，与知县等行政官员之间的对立情势变得尖锐化，这也体现在辛亥革命之后的苏南“县人治县”上。如此一来，地方自治的开展，使过去所谓的“中央―省―县”政治结构产生变化，强化了“省―县”部分关联性这一分权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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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立足于上述研究成果的内容，着眼以往未曾充分检讨之处，包括乡层级精英人士的动向，与他们承担对于“民治”领域的权利意识，阐明清末民初官民对立的实际情况。在此过程中，将以下列两条途径进行探讨。第一，之前的研究中，将清末乃至辛亥革命前后作为两个时期，本章则以清末民初这一较长时段作为完整的研究对象。第二，以上海县乡绅秦锡田（1861―1940）[4]的活动和言论为素材，由某个具体人物来探讨地方政治。通过运用此类手法，从微观角度厘清新式政治体制构建的课题中，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动对地域社会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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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讨论前，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秦锡田本人。秦锡田是上海县陈行乡人，拥有举人功名。从清末到20世纪10年代，他先后担任江苏谘议局、陈行乡议事会、上海县议事会及参事会、江苏省议会议员；20世纪20年代则担任上海县地方公款公产管理处总董；20世纪30年代还担任以上海慈善团为首的慈善团体董事等，一直以上海县为主要活动舞台，从事地域社会的各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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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像秦锡田这一类人物的情报，包括他在官方职位与自治职位所进行的活动乃至部分公文，散见于《申报》及杂志报纸等记载中。而秦氏在地方的社会活动及出身等情况，几乎鲜为人知，更遑论运用可靠的现存史料进行深入探究。然而，通过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版的新编地方志，可知有关地域社会原始史料仍被保存下来，现阶段还有相当多数量可供使用。《上海市上海县志》所依据的主要史料，与秦锡田者包括有《享帚录》《享帚续录》《陈行乡土志》等活字本乃至石印本，此外还有《上海陈行秦氏支谱》《梓乡杂录》等油印本，甚至个人收藏的《秦砚畦先生年谱间录》摘抄本等多种形式。[5]笔者认为：明确了解秦锡田的公私活动，思考他选择、收录在《享帚录》及《享帚续录》中公文的意图，并且同时解读《申报》《时报》所刊登的公文与呈文，无疑是利用史料最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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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秦锡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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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第一节中，探究秦锡田从事地方政治的上海县浦东农村地区，关于秦氏与地方人士的关系。第二节以清末秦锡田在江苏谘议局提出的两个议案为线索，对清末民初地方精英人士力图解决的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在第三节中，以身为地方利益代言人而四处奔走的秦锡田的活动，分析20世纪20年代上海县地方行政、财政的官民对立实态，以及从中展现出的地方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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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上海县农村地区的精英阶层与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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