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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公文都是以款产处负责人的名义公布。从这些内容可以见到官民对立的实态，还有跟田赋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清丈处时期公文，两者将一并在下面展开讨论。但若从各种基层意见得以上达的形式来看，秦锡田的任务在于为上海县的市乡，特别是为了农村精英人士的要求，就确保市乡自治顺利运营的经费一事，向县、省“上达”意见。围绕上海县的积谷款问题，由秦锡田代表县的19乡向省当局陈情这一事实，也体现出秦锡田在当地社会扮演的角色。[63]换言之，清末地方自治引进之后，以自治区、行政区定位的市区及乡区，开始形成以政治和行政为主体的地域意识，并以秦锡田为渠道，将官民间的利益冲突形式表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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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水利相关的公文中可以看出，秦锡田并非只是单纯站在狭隘地域主义的立场，主张地域社会的利益。担任太湖流域防灾会议事员的秦氏，对于由江苏省25县代表所组成的太湖水利协进会——太湖水利工程局的下层组织一事时曾说，“太湖又不啻全部属于吾苏，浙人多未便置议，是贵会排斥浙人之心，必昭然若揭。夫太湖之通塞利害，与苏浙人民息息相关；古之治水，或浚源导流，或循流溯源，必使源流毕贯，方能泛滥无虞。贵会顾欲划疆而治，此敝会所不解者也”，指出江浙水利联合会既已存在，江苏省排除浙江的行动是基于地方主义。[64]并且，向省当局呈报江浙水利联合会有必要进行改组，须待地方自治恢复并通过议会的合法程序。[65]秦氏展现了家学的传承，对江南水利问题的造诣颇深，以水利研究专家的身份参与《江南水利志》的编纂。[66]在各地受到江南地方水利的影响一事上，屏除狭隘的地方主义、力求地方间的合作这一点，秦个人也充分展现出跨地域的人物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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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围绕地方公款公产管理处与地方财政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