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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公文都是以款产处负责人的名义公布。从这些内容可以见到官民对立的实态，还有跟田赋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清丈处时期公文，两者将一并在下面展开讨论。但若从各种基层意见得以上达的形式来看，秦锡田的任务在于为上海县的市乡，特别是为了农村精英人士的要求，就确保市乡自治顺利运营的经费一事，向县、省“上达”意见。围绕上海县的积谷款问题，由秦锡田代表县的19乡向省当局陈情这一事实，也体现出秦锡田在当地社会扮演的角色。[63]换言之，清末地方自治引进之后，以自治区、行政区定位的市区及乡区，开始形成以政治和行政为主体的地域意识，并以秦锡田为渠道，将官民间的利益冲突形式表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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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水利相关的公文中可以看出，秦锡田并非只是单纯站在狭隘地域主义的立场，主张地域社会的利益。担任太湖流域防灾会议事员的秦氏，对于由江苏省25县代表所组成的太湖水利协进会——太湖水利工程局的下层组织一事时曾说，“太湖又不啻全部属于吾苏，浙人多未便置议，是贵会排斥浙人之心，必昭然若揭。夫太湖之通塞利害，与苏浙人民息息相关；古之治水，或浚源导流，或循流溯源，必使源流毕贯，方能泛滥无虞。贵会顾欲划疆而治，此敝会所不解者也”，指出江浙水利联合会既已存在，江苏省排除浙江的行动是基于地方主义。[64]并且，向省当局呈报江浙水利联合会有必要进行改组，须待地方自治恢复并通过议会的合法程序。[65]秦氏展现了家学的传承，对江南水利问题的造诣颇深，以水利研究专家的身份参与《江南水利志》的编纂。[66]在各地受到江南地方水利的影响一事上，屏除狭隘的地方主义、力求地方间的合作这一点，秦个人也充分展现出跨地域的人物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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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围绕地方公款公产管理处与地方财政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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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自清末起，为预防灾害而备有积谷款，还有属于县政府的庙产等公款、公产。公款、公产亦是教育事业的主要的财源，直到民国时期仍为教育经费。[67]辛亥革命后，人们认识到成立管理公款、公产机关的必要性，1912年县议事会上决议设置地方特别会计处，以便对此进行管理。1914年3月，伴随县议事会的解散，又设置款产处，将公款、公产移交于此机关。[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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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秦锡田编纂的民国《上海县志》中，政治志将政治分为“官治”与“民治”两部分来记述，款产处被视为“民治”。可见对推动地方自治的地方精英人士而言，款产处与地方议会、劝学所、教育局、教育会等一样，并列为地方自治的象征性团体。[69]因此，款产处干部是由上海县内具有代表性的人士负责。[70]秦锡田从1921年10月至1931年，长达10年时间，担任该处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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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产处主要活动，可列举积谷款和城隍庙为首的县有庙产的管理及运用。从秦锡田所拟的公文中可见：积谷款、县有土地的管理和运用，伴随着各相关机构之间的交涉与纷争。[71]此外，还有附加税的收领与交付。县、市乡的行政费与教育费被附加于田赋上，由县政府一并征收。行政费的收领与交付给各市乡，也是款产处的重要职能[72]；县政府征收地方附加税的同时，也对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处理。[73]再者，款产处具有对县以下的各市乡进行指导、调整等作用，也承担了一部分地方行政。[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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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介绍的行政功能之外，款产处还有代表上海县下各市乡的机关。秦锡田长年身为该处负责人的理由，正是基于款产处的这种性质。市乡精英人士对秦锡田的期待，即在于他所拥有的人脉，可以将地方的要求向更上层的行政当局进行传达。故秦锡田发挥了关键性节点的作用。[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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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就秦锡田的言行，作为代表款产处精英人士与行政机关之间地方税制的关系进行一番考察。对于县方浮收的结构性问题，秦锡田曾与县方及上级官厅交涉，致力于推动改善浮收及确保地方财源。他对县方征收地方税及交付方法的实际状况，陈述如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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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漕县附税，县公署代为征收，而款产主管机关随时具领。县知事靳而不与，至去任时，携款以去。历任侵挪六万余元，至今犹交代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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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上述，地方附加税的贪污私吞，起因于国税及省税一并征收，每项税目都没有公开合法的征收额度。秦锡田指出“至粮柜之欠解地方费，实缘前任管理授意柜书从附税亩捐移解正税”[77]，县知事通过地方附加税来填补正税征收额之不足，以及被县知事与职员所盗用的部分。[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