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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乡镇志中展现的乡土城市化、文明化及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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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民国时期的乡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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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乡志、镇志、里志等各种称谓的乡镇志，集中编纂、刊行于江南地区，从乾隆至光绪时期臻于高峰。[32]森正夫检讨清代江南乡镇志序文中展现的乡土意识，曾指出 “乡脚”相当于市镇空间领域性的认识，由于近邻市镇编纂乡镇志的对抗意识，对官方修撰地方志定位的要求，联系到县志—府志—省志—一统志，因此乡镇志编者创造出具有独自领域性的自我认同意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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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正夫所指的意识，在清末民国期间的乡镇志中大致可谓妥当，但清末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例如，《钱门塘乡志》的序文有如下叙述：“且今教育普及之说，亦既熟闻于耳矣，所定小学校历史、地理课程，皆就本乡之山川人物，以为教授之资；他若行军之于舆图，行政之于礼俗，生业之于物产，则又为政治之所注重。故志虽旧学，可以启迪新知，体近类书，不难综观本末，不得谓无裨实用也。”正如序文所述，关联到乡土志教育，出现了以关注乡镇志为主的地方志编纂。[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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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那些并未刊行的志书，清末新政就地方志这一议题带来地方意识的高涨，也可从地方报纸中略知一二。例如，清末的嘉定县西门乡，曾计划编纂《西门乡志》。其中一位推动者便以“地利”“民德”等词汇，描述地方志编纂的意义，公开提出定位地域发展和挖掘地方的潜力，发挥由底层支撑秩序的规范意识。[35]在此基础上，本节着眼于上海近郊农村的乡镇志，强调在城市化、产业化的坐标轴中，乡土是如何被意识到并被叙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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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化、产业化与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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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化进展对上海近郊农村带来的影响，高桥孝助曾有一连串对乡镇志的分析。这些研究比较了与上海陆路租界相连而不断变化的农村，以及通过水路网络连接起来的农村。[36]此处依据高桥的研究成果，概观城市化进展及其带来的影响，如何被乡镇志的编纂者所接受，并产生了哪些对乡土不一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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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宝山县南部江湾镇的情况为例。受到编纂《宝山县续志》影响，江湾镇当地开始《江湾里志》的工作，于1924年刊行。参与编纂者是当地精英人士、后来也参与了纂修《宝山县续志》的钱淦（1875-1922）。关于清末民初江湾镇的城市化进展，钱淦有如下描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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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江湾当上、宝两邑绾毂之衡。昔不过三里之市场，今则自镇以南，马路日增，星罗棋布。商埠之发展，直与上界联为一气，无区域之可分，繁盛殆甲于全县。以故物质上之文明进步、政教风俗上之递嬗变迁，较之他市乡尤多特殊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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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湾镇不过是江南到处都有“三里之市场”的其中之一例，却随着镇南部的道路整饬，增强了其作为交通要冲地位，并与上海中心城区“联为一气，无区域之可分”，成为最繁盛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肯定江湾镇城市化的进展，并以“文明化”为尺度，评价和认同乡土的意识（当然对《江湾里志》中各种城市化现象，作者并非都抱持肯定的态度，而对于“政教风俗上之变迁”，则产生了不同的意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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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湾里志》中所肯定的“文明进步”，在与租界道路相隔的上海法华乡，则是由于爱国意识而相互结合，促使乡土意识高涨。与《江湾里志》几乎同时在1922年刊行的《法华乡志》，序文中感叹：“乡中之马路，外人日思增辟，而因以为利者，竟甘为虎作伥，以致主权随路权而俱去。而乡之范围日以小，乡之交涉日以繁，乡之人民且日失其自由而冥然罔觉”，表明租界越界及道路扩张，使得中国主权被剥夺，以及对主权丧失、乡民主权意识淡漠的忧虑。与“路权”一样，乡志中对于主权被侵害的后果，作了如下陈述：“对于外人之擅自筑路及侵害主权之处，俱能洞若观火。而笔之于书，是真能以爱乡之心，以爱国者，视王志之重要为如何也。赟虽居是乡，颇少闻见。惟对于国际主权及地方自治之关系，不得不为乡人告，爰书其大略，而为之序”，宣告由唤起爱乡心，从而达到发扬爱国心的“使命感”。[38]从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租界对西方文明传入的近代上海所具有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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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城市化和产业化都没有进展的地区，乡镇志又该如何捕捉乡土呢？保留水乡面貌、被高桥孝助当作研究对象的宝山县月浦乡，《月浦里志》里频繁地出现“吾乡僻处海滨”一类的描述。虽说其位居上海近郊，可是由于道路、铁路的整饬落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还未完成城市化和产业化。《月浦里志》实业志中对民国时期当地的情况，有下列描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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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乡僻处海滨，交通不甚便利。除普通工艺外，并无工厂创设，普通女工多恃纺织以营生者。今自洋纱盛行，土布价值又复衰落，获利渐薄；业此者仍墨守成法，不知改良。民国十年，里人张鉴衡在北弄本宅创办裕民棉纺厂，设机三十余乘，专织毛巾，运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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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指出妨碍月浦乡产业化的主要原因，是墨守旧法、不知改良的落后乡民意识，并说明采用“新式技术”的工业，以及土布改良的必要性。以实现近代化为目标，对比目前尚未达成近代化乡土，这种状况当时广泛存在于上海近郊的农村。例如，奉贤县的乡土教科书《奉贤县乡土志》之中，描述“我邑僻处海滨，交通不便，工商等业都不能发达，但农产物很多”；虽然拥有丰富的农产品及水产品，但由于工商业不发达，使得产业化过程中，地方潜力不能充分发挥，从中可以看出同样的危机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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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急速达成城市化的市镇，与城市化、产业化迟迟无法开展的农村相比，两种地方乡镇志所展现的乡土意识，表面上看来是不同的事物，实则有其共通意识。以上海的城市化、产业化为基准，为乡土文明化的程度排序，可说是同一价值观的表里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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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俗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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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湾里志》肯定“物质上之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对都市化进展所带来的“风俗上之变迁”，亦即传统质朴风俗转变为追求华丽表示忧虑。接下来又对乡镇志的风俗志中传达的乡土样貌特质，进行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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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一提，社会变动期的风俗变迁得到士大夫们的强烈关注，对此在关于明末风俗观的研究中已有清楚的认识。这些研究指出：尊卑、长幼、贵贱等价值观的颠倒、乡绅阶层对于维持风俗的责任、对于风俗的历史认识以及个人的主体意识等时代特征。[41]清末以来，乡镇志的风俗志记述中，虽然还表现出浓厚的明末士大夫的风俗观所秉持伦理主体性性格，却也能看出被新的身体观、尚武观所影响，以及与西洋文明对比的“野蛮”与改造使命意识的增强。[42]在此，我们看一下乡镇志的具体内容。《法华乡志》中关于风俗的变迁阐述如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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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华人物朴素，不事雕饰。士尚气节，农勤耕织，商贾无本安分，向称仁里。……自清咸丰庚申之变后，礼俗趋于简略，服用习为侈靡，不若昔时之敦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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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服饰日渐华美奢侈，使得乡民质朴之风丧失等口头禅，屡屡在地方志的风俗志中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来。《江湾里志》也对因为地价上扬而大发横财者奢侈浪费等情形深感忧虑，说“浮靡积习日甚一日”，反而导致“不如他镇之殷厚”的现象。[44]可以说，这是对立于 “物质上之文明进步”的赞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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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风俗不断退化的认识，不仅包括道路整饬后被城市吸收的地区，也在城市以外的地方广泛存在。《月浦里志》“俗尚素为简朴。近数年来渐染奢侈之风而不自觉”的批判中可以看出，[45]编者意识到月浦乡从质朴到奢侈的风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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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描写这类风俗的乡镇志编者的目的，并非只是希望借此回归到过去曾拥有的质朴风气。《月浦里志》的作者感叹，虽说“奢侈之风”受外界影响感染，但总的来说受外界的刺激很少，反倒是那些保留“保守之性”、不顾地方公益的乡民习性，这才是问题所在。作者所念及乡民应有的样貌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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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务农田家，耕耘收藏，非不作苦。然蹈故习常，不知改良。惰拙者习于晏安生计，日蹙莱芜，且不治也；其富有资产者，大都食租衣税以自足，不事勤动。纨绔少年、市井无赖沉溺于饮博鸦片，日使其习于堕落之途。稍知自爱亦惟逍遥茶酒，清谈以废正务耳。其能振兴实业，研究学理者，实居少数也。有志男儿当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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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描述风俗的特点，是改造乡民、乡土成为编者理想中姿态。亦即跟墨守旧法不知改良、吸食鸦片、沉溺茶酒、不务正业的乡民习性形成对比，提到农业改良与实业振兴以及培养具有适应这些劳动的身体规范和习惯的乡民的重要性。从所谓文明化、国家化的观点来看，清末城市中已经出现重视身体的观念，[47]民国后则广及于近郊农村。如此可以看到“近者世变日亟，渐知趋重尚武。男子间有肄习陆军，或应征入伍。女子亦皆崇尚天足，或讲求体育者矣”，改变了原来清代科考偏重文学，导致乡民体质偏弱，并对此抱持肯定态度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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