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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崇明乡土志略》，《沈占先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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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参见本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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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陈行乡土志》，《孔祥百序》。孔祥百（1867―1938）拥有弘文学院师范科的留日经验，归国后在三林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及浦东中学执教。吸收了各式新知识的孔祥百，对直接套用西洋知识及观念的教育，抱持批判的态度；虽然他提倡乡土本位的教育，主张乡土教育本身的有效性，提出比较海外乡土教育的实例，如实地反映了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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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蔡衡溪：《乡土教育概要》，上海，大华书局，1935。蔡衡溪主张，中国乡土教育的变革，是以1922年的新学制改革为开端，并介绍了模范教材之一的《诸暨乡土志》。此外，该书作者为任职河南省教育厅的地方官僚，大声疾呼乡土教育复兴民族精神，与河南省的农村改造及地方自治参与国家建设，有着密切的关联。参见沈松侨：《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民国时期的宛西自治，1930―194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1期，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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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祝志学：《诸暨乡土志》，《我爱我乡》，1933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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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通州地理教科书》，《编辑大意》。对于乡土事物乃至“一丝一缕，一草一木”都能感到亲切，利用其开展乡土教育的构想是《乡土志例目》中所提倡。见《学务大臣奏据编书局监督编成：“乡土志”拟通编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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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崇明乡土志略》，《王绍曾叙》。只有此序文著于19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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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具体的乡土志目录稿，请参见本书附录《乡土志目录稿》（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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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第五章 近代中国乡土教科书中的爱乡与爱国——《陈行乡土志》及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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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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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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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用之前已提到的《陈行乡土志》，来分析市镇级别的地域社会中所见的乡土意识。通过检视编纂者在《陈行乡土志》的言论，厘清清末民初——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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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上述问题前，笔者希望概述一下本章的视角。如同杜赞奇巧妙地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一词，中国王朝是以官僚机构将人、物两方面组织起来，通过科举选拔那些符合道德规范，体现文化象征的人才，贯彻其社会统治。[1]长时段观察清末民初的政治，超越这一王朝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则是民族国家的政治机构由“上”来组织、向“下”渗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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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陈行乡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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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政治体制的观点来看，有必要审视过去担任地方公共事务的精英阶层，从整体上把握他们如何参与推动地方政治及其影响和变化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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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民国初期上海县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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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从文化及规范意识的角度而言，近代教育制度的引进，一方面虽将国家与社会结合的新范式定为目标，但同时也须注意科举废除带给人们的影响。实际上，地方精英阶层撑起了创办学堂和教育行政机构的营运，他们在地方上引进近代教育，同时推动新的规范，并阐明其究竟为何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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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问题的关心，本章探讨清末民初时期由官方奖励编纂的乡土教科书，实际上是由哪些地方社会的人士负责，并且以何种意图来编纂，以及加入了怎样的规范意识。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有助于理解对于来自上层官方设定的框架，在“下层”所开展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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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讨论之前，首先对史料进行若干说明。由于着眼以乡土志为中心史料，本章将采用《陈行乡土志》（沈颂平编，上海图书馆古籍阅览室藏1920年石印本，现收录于《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十三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进行分析。《陈行乡土志》是由上海县陈行乡的精英编纂，在孔祥百所写的序文中，编者除了沈颂平及孔本人之外，还有胡祖德、秦锡祺、秦锡田三位参与。其中内容如表5-1（附于章末）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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