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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具有代表性的3人，尝试观察其活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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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秦惟梅（1786—1867），生员，曾担任图董。全力参加地方公益事业，特别是在陈行七图的周浦塘浚渫免役申请中，活动尤为明显（第四十五课《名人七·秦惟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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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秦绣彝（1818—1875），惟梅之侄，生员，曾担任陈行团练局总理。1866年在浚渫周浦塘的徭役负担问题上，曾与南汇县方面进行过交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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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秦荣光（1841—1905），惟梅族孙，贡生。在成为悬案的周浦塘徭役负担问题中，曾与各级官员努力斡旋，最终获得免除徭役负担的胜利。除此之外，秦荣光对各种地方公益的相关事业，如慈善、教育等的贡献不胜枚举。通过教育活动，培养了众多地方上的人才（第五十课《名人十二·秦荣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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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陈行秦氏的活动内容，他们负责水利、荒政、慈善、学堂设立等各种地方公共事业的同时，也发挥了征收赋税及维持治安等的功能。稻田清一分析乡镇社会精英人士的活动，特别着眼于对管辖的地理范围进行分析，并曾指出“镇董制”的存在，[20]陈行秦氏的活动正是“镇董制”的一个实例，之后他们被纳入担任地方自治的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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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末民初的地方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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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见章末）为史料整理后陈行秦氏参与的各种公共事业。从中可看出：许多事业是由秦荣光开启，继而子孙传承。下面将表5-2中出现的人物举出6位，概观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活动内容。其中①～③为《陈行乡土志》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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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秦锡田，举人时通过捐纳，担任过内阁中书及湖北候补同知，是所谓的乡绅。他始终致力于上海县地区的诸多事业，从清末至20世纪10年代曾担任江苏谘议局、陈行乡议事会、上海县议事会及参事会、江苏省议会等机构议员，在公开的政治场合反映其在地方上的要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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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胡祖德，拥有生员资格。陈行胡氏代代驰名于商界，胡祖德本人也因其商业才能，使得家财倍增，生活颇为富裕。对于水利、桥梁建设、慈善事业、教育活动等捐助，他经常率先响应，也为出版《陈行乡土志》提供资金。伴随着地方自治制度引进，胡氏被选为乡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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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孔祥百，拥有生员资格。清末前往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求学，归国后于三林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浦东中学等处执教。他曾亲自组织学生自治会，致力于地方自治人才的培养工作，是《陈行乡土志》的主要编者之一。辛亥革命前后，历任陈行乡议事会议长及副议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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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⑥的3人曾协助秦锡田等人创设学堂，推动近邻地区的各项事业。④、⑤在第三章中有所提及，此处以近代教育事业的市镇级推动人物身份，重新介绍其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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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赵履福是三林赵氏一员，拥有生员资格。地方自治实施后，曾担任乡议事会议长，之后就任乡董，尽力于水利事业、团练、救荒、户口调查等充实乡政的工作。他曾与商人阶层合作，推动了三林塘镇的电灯敷设、维持工作，以及清扫道路等公共事业，在任期间对乡政的整饬有极大的贡献，同时也是早期推动创设学堂的人物之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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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汤学钊是以三林塘镇为活动中心的商人，曾经营房地产、米行、当铺等，为近邻地区市镇级的杰出商人。汤氏担任过三林商会董事，以其丰富的财力为背景，整饬道路、桥梁，更在慈善事业之外创设乡学校，提供资金。地方自治实施之后，历任乡董及乡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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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周希濂，出身于杨思周氏，代代以武艺高超而为人熟知，拥有武举人功名。他曾担任过杨思局董，引进新式农作法，在数十亩的土地上栽种稻、棉，以及进行养蚕工作，是位收入颇丰的地主。由于对地方公共事业处理公正而博得众望。三林书院创设之初，周氏先是捐赠50余亩土地，对于教育活动也积极参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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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6人的履历，由于依据的是秦锡田撰写的墓志铭及人物传记，虽不免有过分强调其对地方社会的贡献之嫌，但也由此能确认清末民初地方社会中精英阶层引进近代教育的性质。其中能归纳出两点特征：第一，他们都出身于以市镇为社会基础的强大宗族，是地方知识分子及知名人士，多有生员资格，后来成为清末创设乡级学堂的推动者。第二，以市镇为活动据点的商人阶层，汤学钊、胡祖德二人都直接从事商业。即使本人并无参与商业活动，如赵履福，然而地方知名人士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合作关系密切，不言而喻。由此不难想象，创设学堂的资金也是仰赖于市镇商人阶层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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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谈谈这些地方精英阶层与地方自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市镇级的近代教育推动者，在地方自治实施之后，在自治区的乡区，曾试图表达其政治意见。第三章表3-1整理了辛亥革命前后陈行乡地方自治职位的人员组成。从陈行乡人口为12240人（1912年的户口调查）推测，大约有420人是掌权者，而且我们可以得知其中有19人参与乡政工作。若是仔细观察，与秦锡田相关的精英人士，约半数担任了乡董、乡佐、议事会正副议长等主要职位，以秦为中心的关系网，构成乡政最大的派阀。并且，前面检讨的三林乡2名精英人士，担任议事会议长、乡董等三林乡自治机构的要职，可从第三章表3-2得到确认。从中可以看出，《陈行乡土志》的编纂也与地方政治情况的渊源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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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见，以《陈行乡土志》作者为中心的地方领导阶层，掌握了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县农村地区的地方社会主导权。市古宙三曾指出：这些精英人士为了维护阶级利益，而采取西化、利己的改革。[27]之所以有这些利己的态度，原因在于科举废除，国家与社会失去了儒教的维系，导致依靠这一道德规范的地域社会，出现了施行“善举”的——亦即推动改革的近代知识分子与继承各种公共事业的“土豪劣绅”精英阶层产生分化。前者的代表是以《陈行乡土志》编者为首的地方精英阶层；他们登上近代教育机构及地方自治机构等公共政治舞台，与企图吸纳精英人士的清廷意图完全相反，以致在地方自治的财政问题上，和传统的行政机构所持态度不同，使得问题愈发尖锐。这种情况在后来的乡土教科书记述中也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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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方精英阶层的乡土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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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节所分析的地方精英，伴随清末新学制的引进，进行了统称为“乡土教育”的各式教育活动（参见表5-2、表5-3）。以下大致分为一、近代初等教育的引进；二、其他教育活动，概观其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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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初等教育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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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末教育制度改革，学堂创设及教育行政机构的运作，以地方精英阶层为焦点，从地方视角观察近代教育引进过程，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高田幸男有关无锡教育界的动向，曾受到许多关注。高田分析了清末无锡教育行政机构的形成过程，以及集结于此的精英，将当时地方精英的教育活动，视为参与地方行政的一种方式。此后，便形成推动地方近代教育的“教育界精英”阶层，认为这群人组织的教育会、劝学所，具有强烈的自治机关色彩。[28]此外，高田详细分析无锡教育会成员的组成后，更指出“教育界精英”阶层以国民革命为界线，从士绅集团转变为专业的教职员团体。[29]本章所援用《陈行乡土志》的作者，特别是秦锡田及其父亲秦荣光，即是高田所指的国民革命前典型的“教育界精英”阶层。下面尝试来看看他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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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清末教育改革风气之先，早年秦荣光设立私塾，致力于教育的普及。集名望于一身的他，曾广泛招纳以陈行乡、三林乡为首的上海县邻近的各地人才，希望推动地方自治的近代化。而且，他深感科举考试内容的空疏和实学无用之痛，担忧农家子弟缺乏学习的机会，无从获得新知。因此，秦荣光便将秦公祠的经费，分发于三乡各地，共创设了6间私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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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县城官立的书院不同，地方教育活动至多停留在私塾的阶段，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设立三林书院才发生转机。此前一年，秦荣光发起创设三林书院的提案，与陈行秦氏存在亲戚关系的杨思乡周希濂、三林乡汤学钊等人，分别捐赠出50亩田地。其他的精英人士对此活动也伸出援手，因此秦荣光募集了将近200亩的田产。[31]第二年，秦锡田承继父命，与赵履福共同在三林塘镇创立三林书院，负责实际校务；[32]三林书院之下又附有作为预科教育部的三林义塾。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乡各地分设了20余所三林书院的附属义塾。这些义塾历经整合及科举废除之后，成为初等小学堂的母体（第二十八课《教育二·公立义塾》；第二十九课《教育三·国民学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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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书院传授哪些课程呢？当时上海县城为了顺应时代变化，创立了各式各样的学堂，三林书院则是模仿了敬业书院。[34]该书院开设师范课程，招收拥有生员程度学力的学生，教授经学、史论、算学、舆地、财务等科目，甚至也传授英语及法语。[35]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称为三林学堂，来年以学部章程为基础，改编科目，并购入理科的实验器具及增设操场等，充实教育内容。[36]为了顺应时代风气，还开始派遣留学生赴国外进修。在可以确认的范围内，三林学堂有6名毕业生前往日本弘文学院（4名）及早稻田大学（2名）留学；而陈行乡出身者占有4名，其中2名于第三章的表3-1可确认其姓名。[37]他们留学期间所获得的“新知识”，反映在教育场合及地方社会上。据此，三林学堂以培养担任地方社会人才的精英教育中心而广为人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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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秦荣光的教育活动，进而发扬光大者，则是他的长子秦锡田。秦锡田一方面身兼上海县劝学所学董、学务审查长、财政协董等教育行政机构要职，同时从清末起担任地方学务公所新设的东南联区（三林乡、陈行乡、杨思乡）代表，以及三林学校校长等职务，达30年之久，为三乡的初等小学校教育活动，竭尽心力（参见表5-3）。有关秦锡田进行整饬、扩充初等小学校的具体教育内容，虽其本人并无留下痕迹，但从《陈行乡土志》编者孔祥百传记的零碎信息中，可以观察到当时一些情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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