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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乡土志》作者代表的是地方精英阶层，以负责乡镇社会地域整合的生员、商人阶层为主体。他们在地方社会中多有“善举”，并负责官方无法执行的各项公共事业。而且清末伴随地方自治的引进，乡区被设定为最末端的自治机构，反映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理念。《陈行乡土志》作者进行的乡土教育活动，开始是引进近代初等教育，包含职业教育、贫民教育、女子教育等。这类活动主要着眼点，是乡土的总体性建设。这一设想日后为专业性、职业性的知识分子所继承，进而开启了针对农村的近代化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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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陈行乡土志》的记述及作者的言论，更能凸显从地域而想象的体制及秩序的具体形象。行政机构困难的一面集中在征税问题上，正如地方精英阶层参加政治时呈现 “官民冲突”的形容那样，与传统的行政机构形成对抗。从秦锡田在谘议局等处的言行来看，地方精英在地方财政体制之中，取代知县、胥吏既有的部分行政机能，确立了公权力与区别于行政的“民治”领域——以往地方精英以“善举”的名义推行公共事业及教育事业的领域，被视为以地方自治的形式参与政治的目的。尽管《陈行乡土志》的记述本应以乡为范围，但从征税记载中所反映的，已不限于乡的内容，在这过程中展现了权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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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陈行乡土志》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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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清末·民国初期陈行秦氏的公共事业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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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民国期陈行乡小学的设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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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支持乡土教育活动的教育观，也可以说凝聚了包含乡土意识与国家观的秩序意识。从“改良”“合群”两词观察《陈行乡土志》的教育观，其作者们在遭遇“外力”、直接面对“内部”的“落后”及秩序崩坏时，怀有危机意识，期待“改良”社会，以“合群”来克服危机和恢复秩序。当时知识分子体现“合群”的现实做法，是成立各式各样的中间团体。对于《陈行乡土志》的作者们而言，则是实际存在的乡土（即乡镇社会），从县、省、国以同心圆状向外扩大，直到恢复整体秩序。支持这一构想的，是培植儿童诸如“公共心”这样的道德素养，从而培养出奉献于乡土的人才为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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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乡土成为整体秩序的基础，必然使《陈行乡土志》作者及相关地方精英的目光，转向塑造乡土的民间文化。在下一章中，笔者将着眼于他们遗留下来的“歌谣”，分析关于乡土内部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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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e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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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教育改革，从清末民初学校制度成立过程的实态来看，可参考阿部洋的一系列讨论。参见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东京，福村出版，1993。关于地方自治制，参见滨口允子：《清末直隶における谘议局と县议会》，收入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中国近现代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5；贵志俊彦：《“北洋新政”体制下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制の形成》，收入横山英、曾田三郎编：《中国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统合》，广岛，溪水社，1992；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东京，汲古书院，2005；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东京，研文出版，2010。关于日本的研究动向，参见岸本美绪：《明清时代の乡绅》，收入《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问い》第七卷，岩波书店，1990；岸本美绪：《明清期の社会组织と社会变容》，收入社会经济史学会编：《社会经济史学の课题と展望》，东京，有斐阁，1992；山田贤：《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论”の现状と课题》，《历史评论》第580号，1998。关于欧美的研究动向，参见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ucks Rankin 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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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确提出此类视角是高田幸男进行的一系列研究。高田幸男：《清末地域社会と近代教育の导入：无锡における“教育界”の形成》，收入《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记念论集：清朝と东アジア》，东京，山川出版社，1992；高田幸男：《清末地域社会における教育行政机构の形成》，《东洋学报》第75卷第1·2号，1993；高田幸男：《近代中国地域社会と教育会：无锡教育会の役员构成分析を中心に》，《骏台史学》第91号，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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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森正夫：《清代江南デルタの乡镇志と地域社会》，《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三卷《地域社会研究方法》，东京，汲古书院，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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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乡镇级别地域，从乡村统治的视角进行论述的，有小岛淑男：《近代中国の农村经济と地主制》，东京，汲古书院，2005，第四章《清朝末期江苏省苏州府の乡村统治》；以及分析水利惯行的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15～240页，东京，汲古书院，1991。着眼于地方士绅公共事业管辖范围的有稻田清一：《清末江南の镇董について：松江府·太仓州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稻田清一：《清代江南における救荒と市镇：宝山县·嘉定县の“厂”をめぐって》，《甲南大学纪要》文学编第86号，1993。论及绿营的管辖范围与市场圈的关系，参见太田出：《清代绿营の管辖区域とその机能：江南デルタの汛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07编第10号，1998。在中国国内使用县级地方档案为主要史料进行分析的，见小田：《清末民初江南乡镇社会的权力结构变动》，《历史档案》第70号，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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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此之外，唐宝淦，葛冲：《西岑乡土志》（1952年后抄本。收入上海图书馆所藏：《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也是乡级的乡土志。此书从清末开始编纂，1918年为了学校教育的使用而再次编修。该志是以多种乡级地方文献为基础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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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享帚录》及《享帚续录》之外还有以下史料：胡祖德：《胡氏杂钞初编》一卷，民国刊，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秦之衔：《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二卷，1961年孔令毅摘钞本。秦之济：《上海陈行秦氏支谱》四卷，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1983年油印本。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编：《梓乡杂录》一册，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1983年油印本（以上3本为个人所藏）。秦荣光：《养真堂文钞》二卷，1919年排印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秦锡田：《显考温毅府君年谱》一卷，1919年排印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顺带一提的是，将个人文集作为史料来使用，不能否定出版时添加改窜的可能性；但《享帚录》中多数被收录的议案、意见书、公文，乃至全文或部分收录于《申报》以及地方志，其内容则是一致的。此处笔者特别想要表明的是，与史料同时代的出版品也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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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海市上海县志》第一编《建置（六）·集镇新村》，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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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关江南市镇的实证研究，有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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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汤蕴斋商董六十寿序》，见《享帚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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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樊树志前揭书，第124～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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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樊树志前揭书，第171～187页。然而，《陈行乡土志》第二十五课《特产一》以及第二十六课《特产二》中对于棉花以及棉布没有相关内容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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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桥孝助：《上海共同租界北边农村の变迁》，《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23号，1989；高桥孝助：《1920年代はじめに至る上海县法华乡の变迁：消灭しつつある“水乡” 》，《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25号，1991。该文论述了由上海的都市化进展到市镇的变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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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川沙县志》卷七《交通志》；《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下，民国十四年乙丑65岁之条。秦锡田就任上南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