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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乡土志》作者代表的是地方精英阶层,以负责乡镇社会地域整合的生员、商人阶层为主体。他们在地方社会中多有“善举”,并负责官方无法执行的各项公共事业。而且清末伴随地方自治的引进,乡区被设定为最末端的自治机构,反映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理念。《陈行乡土志》作者进行的乡土教育活动,开始是引进近代初等教育,包含职业教育、贫民教育、女子教育等。这类活动主要着眼点,是乡土的总体性建设。这一设想日后为专业性、职业性的知识分子所继承,进而开启了针对农村的近代化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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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陈行乡土志》的记述及作者的言论,更能凸显从地域而想象的体制及秩序的具体形象。行政机构困难的一面集中在征税问题上,正如地方精英阶层参加政治时呈现 “官民冲突”的形容那样,与传统的行政机构形成对抗。从秦锡田在谘议局等处的言行来看,地方精英在地方财政体制之中,取代知县、胥吏既有的部分行政机能,确立了公权力与区别于行政的“民治”领域——以往地方精英以“善举”的名义推行公共事业及教育事业的领域,被视为以地方自治的形式参与政治的目的。尽管《陈行乡土志》的记述本应以乡为范围,但从征税记载中所反映的,已不限于乡的内容,在这过程中展现了权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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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陈行乡土志》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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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清末·民国初期陈行秦氏的公共事业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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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民国期陈行乡小学的设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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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支持乡土教育活动的教育观,也可以说凝聚了包含乡土意识与国家观的秩序意识。从“改良”“合群”两词观察《陈行乡土志》的教育观,其作者们在遭遇“外力”、直接面对“内部”的“落后”及秩序崩坏时,怀有危机意识,期待“改良”社会,以“合群”来克服危机和恢复秩序。当时知识分子体现“合群”的现实做法,是成立各式各样的中间团体。对于《陈行乡土志》的作者们而言,则是实际存在的乡土(即乡镇社会),从县、省、国以同心圆状向外扩大,直到恢复整体秩序。支持这一构想的,是培植儿童诸如“公共心”这样的道德素养,从而培养出奉献于乡土的人才为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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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乡土成为整体秩序的基础,必然使《陈行乡土志》作者及相关地方精英的目光,转向塑造乡土的民间文化。在下一章中,笔者将着眼于他们遗留下来的“歌谣”,分析关于乡土内部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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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e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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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教育改革,从清末民初学校制度成立过程的实态来看,可参考阿部洋的一系列讨论。参见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东京,福村出版,1993。关于地方自治制,参见滨口允子:《清末直隶における谘议局と县议会》,收入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中国近现代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5;贵志俊彦:《“北洋新政”体制下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制の形成》,收入横山英、曾田三郎编:《中国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统合》,广岛,溪水社,1992;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东京,汲古书院,2005;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东京,研文出版,2010。关于日本的研究动向,参见岸本美绪:《明清时代の乡绅》,收入《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问い》第七卷,岩波书店,1990;岸本美绪:《明清期の社会组织と社会变容》,收入社会经济史学会编:《社会经济史学の课题と展望》,东京,有斐阁,1992;山田贤:《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论”の现状と课题》,《历史评论》第580号,1998。关于欧美的研究动向,参见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ucks Rankin 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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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确提出此类视角是高田幸男进行的一系列研究。高田幸男:《清末地域社会と近代教育の导入:无锡における“教育界”の形成》,收入《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记念论集:清朝と东アジア》,东京,山川出版社,1992;高田幸男:《清末地域社会における教育行政机构の形成》,《东洋学报》第75卷第1·2号,1993;高田幸男:《近代中国地域社会と教育会:无锡教育会の役员构成分析を中心に》,《骏台史学》第91号,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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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森正夫:《清代江南デルタの乡镇志と地域社会》,《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三卷《地域社会研究方法》,东京,汲古书院,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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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乡镇级别地域,从乡村统治的视角进行论述的,有小岛淑男:《近代中国の农村经济と地主制》,东京,汲古书院,2005,第四章《清朝末期江苏省苏州府の乡村统治》;以及分析水利惯行的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15~240页,东京,汲古书院,1991。着眼于地方士绅公共事业管辖范围的有稻田清一:《清末江南の镇董について:松江府·太仓州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稻田清一:《清代江南における救荒と市镇:宝山县·嘉定县の“厂”をめぐって》,《甲南大学纪要》文学编第86号,1993。论及绿营的管辖范围与市场圈的关系,参见太田出:《清代绿营の管辖区域とその机能:江南デルタの汛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07编第10号,1998。在中国国内使用县级地方档案为主要史料进行分析的,见小田:《清末民初江南乡镇社会的权力结构变动》,《历史档案》第70号,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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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此之外,唐宝淦,葛冲:《西岑乡土志》(1952年后抄本。收入上海图书馆所藏:《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也是乡级的乡土志。此书从清末开始编纂,1918年为了学校教育的使用而再次编修。该志是以多种乡级地方文献为基础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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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享帚录》及《享帚续录》之外还有以下史料:胡祖德:《胡氏杂钞初编》一卷,民国刊,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秦之衔:《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二卷,1961年孔令毅摘钞本。秦之济:《上海陈行秦氏支谱》四卷,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1983年油印本。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编:《梓乡杂录》一册,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1983年油印本(以上3本为个人所藏)。秦荣光:《养真堂文钞》二卷,1919年排印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秦锡田:《显考温毅府君年谱》一卷,1919年排印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顺带一提的是,将个人文集作为史料来使用,不能否定出版时添加改窜的可能性;但《享帚录》中多数被收录的议案、意见书、公文,乃至全文或部分收录于《申报》以及地方志,其内容则是一致的。此处笔者特别想要表明的是,与史料同时代的出版品也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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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海市上海县志》第一编《建置(六)·集镇新村》,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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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关江南市镇的实证研究,有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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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汤蕴斋商董六十寿序》,见《享帚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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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樊树志前揭书,第124~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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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樊树志前揭书,第171~187页。然而,《陈行乡土志》第二十五课《特产一》以及第二十六课《特产二》中对于棉花以及棉布没有相关内容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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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桥孝助:《上海共同租界北边农村の变迁》,《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23号,1989;高桥孝助:《1920年代はじめに至る上海县法华乡の变迁:消灭しつつある“水乡” 》,《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25号,1991。该文论述了由上海的都市化进展到市镇的变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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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川沙县志》卷七《交通志》;《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下,民国十四年乙丑65岁之条。秦锡田就任上南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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