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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有关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页，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关于乡村建设运动，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63页，收入《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有关乡村教育运动，参见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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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上郡守戚升准书（丙午六月）》，见《享帚录》卷一。以下以此为基础开展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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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上，光绪三十四年戍申48岁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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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上，宣统元年己酉49岁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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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下，民国十九年庚午70岁之条。有关黄炎培与职业教育社，参见小林善文：《中国近代教育の普及と改革に关する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第六章《黄炎培と职业教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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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下，民国二十年辛未71岁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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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费孝通，小岛晋治等译：《中国农村の细密画：ある农村の记录1936～82》，第122～135、第191页，东京，研文出版，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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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显考温毅府君年谱》，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元之条。此外，正如秦锡田言及“土客勾结”那样，“广蛋”等集团与浙西巡捕左营两者勾结，从事不法行为。《禀上海道请裁撤盐捕港》《呈江南提督请饬盐捕左营撤巡捕面》，见《享帚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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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遗体的放置导致法律纠纷，以及胥吏勒索的可能性很高。参见山本进：《清代财政史研究》，第三章《清代后期江浙の财政改革と善堂》，东京，汲古书院，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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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上海县续志》卷十《学校中》；《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上，光绪三十一年乙巳45岁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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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孔绣雨女士别传》，见《享帚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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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上海乡土志》作者在执笔当初并没有设立征税的项目，是阅览原稿的姚文楠建议后，才增列有关征税的记述，此一过程饶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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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云翘胡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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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关于度民桥修筑的过程，《梓乡杂录》的工程记有详细之记载。在三林乡也发生了同样的状况。《赵和恪先生传》，见《享帚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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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民国《上海县志》卷三《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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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の研究》，第500～505页，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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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有关清末的毁学暴动，参见阿部洋前揭书，第16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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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关于此事详细经过，参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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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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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苏抚瑞中丞议案》，《申报》宣统元年10月17日。并且在《上海县续志》卷七《田赋下·杂税·宣统元年10月常会议决巡抚瑞澄交议整顿契税方法案》中收录有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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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整顿契税宜先禁止浮收议案》，见《享帚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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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整顿契税宜先禁止浮收议案》，见《享帚录》卷三。州县衙门的浮收行为被视为问题背景而特别指出，与这个时期货币问题的激化密不可分。对于将浮收充当行政经费的州县衙门而言，纳税者因银两兑换而无法筹措制钱，遭到了沉重打击，从而导致了“官民冲突”。参见《上海县续志》卷三十《杂记三·遗事》。货币问题引起了督抚的强烈关注。两江总督张人骏提出《限制铜元议案》，江苏巡抚瑞澄也因货币问题等导致州县行政费用的不足，提出《议补救州县困难案》。《江苏谘议局张制军提出议》，《申报》宣统元年10月20日；《苏抚瑞中丞议案》，《申报》宣统元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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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上海县续志》卷六《田赋上》。参见臼井佐知子：《同治四（1865）年、江苏省における赋税改革》，《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2号，1986。从1865年起苏州布政使在管辖地域实行赋税改革，将过去州县政府的非法征收充当行政经费的部分改作公费，从田租中进行附加征收，这也意味着对非法浮收的一部分加以合法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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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清故候选千总武举人周府君家传》，见《享帚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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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参见上海市奉贤县县志修编委员会编：《上海市奉贤县志》卷二十九《人物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奉贤朱遯叟先生八十寿序》，见《享帚续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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