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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狂男淫荡女，大都借汝自由名。（《周浦塘棹歌·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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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期间涌现的各种政治观和秩序理念，对希望“乡土”整体秩序的恢复，进而推动地方社会“现代化”的秦锡田而言，“解放之说”所倡导的“自由”，或许只是披着“自由”外衣的放纵。这也反映在“解放之说盛行，男女防闲因之大溃，有心世道者多忧”的感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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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时和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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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当地士人对岁时和祭事的观点，以下从岁时中迎神赛会上不可或缺的演艺活动入手。迎神赛会是岁暮时最受民众重视的活动，早已广为人所知。[56]对此，秦锡田有诗吟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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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喧阗十月朝，出巡神像竞招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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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缭绕笙歌沸，无数金钱暗里消。（《周浦塘棹歌·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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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一日有“出巡”习惯，即把神像从各庙宇中抬出，巡视邻近乡镇。而神像巡回的村镇，要摆设筵席，并进行求神降临的“厂会”仪式。在仪式过程中，乐器声和歌声齐作，夹杂着孩子和妇女们的喧闹声。针对这种景况，秦锡田经常以“真有举国若狂之势”之类的言语来表述其感想。迎神赛会被认为不属于正当风俗范围，村民钱财也被浪费在无用之处。而且“拳勇”聚集一起时，往往开设赌场，敛取村民钱财（《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练技拳场到处开，迎神赛会敛多财。诸无赖总为魁首，群饮三更聚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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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会中不可或缺的是演艺活动。但是，当地士人对于民间演艺的认识，完全与发掘民间文化中特有价值观和艺术性的立场背道而驰，认为那是扰乱秩序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并没有超越传统士大夫民间文化观的认识高度。从下面两首的内容具体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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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鼓淫词蛊少孀，村台淫戏诱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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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种种迷魂阵，坏尽人心决大防。（《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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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戏摊簧花鼓戏，导淫诲盗害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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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风俗推新剧，澈夜西园看化妆。（《周浦塘棹歌·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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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被官方禁演的花鼓戏、街头表演，后来吸收各式各样的元素，发展成为申曲一类地方剧，如摊簧、皮影戏等，被指责为诱惑子弟，导致“放荡废业”，为害甚深。从中似乎很容易看出，这与以往士大夫对民众文化的态度是一致的。[57]清末以来风俗观念的新开展，最富深意的莫如过于新剧。话剧始终关注以实践“改良风俗”为手段，是因为他们有感于乡民识字程度较低，而不得不充分重视戏剧对现实启蒙活动的有效作用。[58]秦锡田记述陈行乡组织的话剧团——“容与会”，在夏夜演出新剧，观戏者如潮，但没有人因此行为脱出常轨。笔者认为这与花鼓戏动辄令年轻人放荡相比，鲜明地传达了秦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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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治和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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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竹枝词中吟咏的民俗，被看作地方精英阶层在教化民众过程中，必须改良的对象，强调历经改良后诞生的“国民”，应与既有文化决裂。尽管如此，背后不容忽视的，是他们进行的事业与民俗所具有的关联性。当地士人同时也是地方领导阶层，他们既实施地方自治，也参与县、乡两级的政治活动。众所周知，这一国家和“官治”相互对立的过程，亦扩张了“社会”和“民治”领域，已积累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59]另一方面必也须指出，参与地方自治的精英阶层，在社会和国家之间，有其相同性和延续性。比如，伴随嘉定县西门乡自治机关的成立，被选为乡议事会议长的黄守恒，宣称自治推进“以保存增进地方人民生活为主要”。“保存”指的是注意清洁、减少疾病，“增进”指的是发掘各式各样的谋生方法。[60]因此，在乡议事会上提议，将其中部分内容，如装设路灯、清扫道路、架构桥梁、驱逐乞丐、创设公园、禁止赌博与吸食鸦片等办法付诸实施。这类以城镇为中心的地域空间“现代化”，受社会进化论身体观和社会观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社会”事业和“国家”事业之间具有其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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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行乡地区，也推行以上述秩序意识为基础的空间现代化。担任乡董的胡祖德，在创建学堂和设立善堂及课勤院等自治事业的同时，特别热衷于桥梁的架设和修复。如前所述，胡祖德对此怀有强烈的自豪感，自称为“四桥老人”“六桥老人”。[61]胡祖德精心收集、出版了有关乡土掌故，却几乎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不过从他亲自撰述的《度民桥工程记》中，可以略知一二。该篇记载了度民桥改建为石环桥的经过。其中，他对自己现场指挥桥梁改造的烦琐工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深感得意，认为这是对以地方自治为目标的地方空间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62]秦锡田盛赞这项工程三分之二的费用，由征收的捐款支出，不足部分则由个人出钱弥补，终使工程得以完成。[63]这一赞美不仅针对胡氏在公共方面的贡献，同时也肯定其强大灵活的实践能力，并认为如此领导能力足可保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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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的是：与地方精英阶层的新秩序意识相对应，乡民对于地方空间现代化事业所造成的结果，还引申出其他意涵。在与水路关系紧密的江南自然环境中，桥梁被纳入民众的岁时活动之中。著名的习俗中有“走三桥”，竹枝词中也吟咏其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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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馅馄饨菜馅园，灶神元夕接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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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厢灯市尤繁盛，点塔烧香费几千。（《上海县竹枝词·岁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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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例合走三桥，环洞新桥只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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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愿苏家桥改建，三桥走遍路迢迢。（《周浦塘棹歌·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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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知：“走三桥”是旧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广为流行的民间习俗。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当晚是举行“走三桥”活动的日子；传说这一天人们要走过三座大桥，可免于各种疾病。[64]在祈求一年丰收的同时，元宵节通过“走三桥”仪式，也与女性产生密切关系。这一天为了驱逐疾病而结伴出访的妇女们，让著名的桥边景色显得格外不同。如同秦锡田竹枝词中所见，陈行镇的“走三桥”活动中，桥梁横跨的镇上繁华街道，由于妇女们的出行，也变得热闹起来。通过这样的习俗，传诵搭建、改造这些桥梁的精英阶层事迹，从而彰显他们进行的事业和桥梁所象征的权威。这样一来，渡桥妇女就空间现代化，引申出不与精英阶层一致的意义，一起被纳入民间习俗之中。[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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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间文化和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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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察了地方精英的民俗观，以及自治和民俗之间的关系，接着要探讨的是，竹枝词吟咏民俗、收集由民众所传唱的歌谣，在当时有何意义？如上所述，秦锡田的《周浦塘棹歌》吟咏于1919年前后，胡祖德的《沪谚》和《沪谚外编》则出版于1922年。另外，秦锡田和胡祖德共同参加编纂的《陈行乡土志》，民初便开始计划编纂，后于1921年出版。这些事实都说明精英人士对民俗的关心，跟地域整合的这一课题密切相关。从胡祖德和秦锡田整理并出版秦荣光所著《上海县竹枝词》（1912年刊行）来看，可以说这些书籍反映了以地域实践主义为基础，以及在新文化运动高涨的气氛之中，持续关心民俗系谱的地方精英对新秩序问题所作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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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民间文化的启蒙活动，到底希望形成怎样的秩序呢？秦锡田的弟弟秦锡圭为《沪谚》所作序文，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秦锡圭进士及第之后，历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出任山西省寿阳县知县。在民初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之中，秦锡圭被选为参议院议员，但因为是国民党党员，而被袁世凯取消议员资格。后来他恢复参议院议员资格，反对曹锟贿选，出席广东政府的非常会议，是一贯以国民党立场采取政治行动的人物。[66]秦锡圭即以这样的身份活跃于国家级政治舞台上，他在上海的活动，也从国家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浚浦局租界的扩张。[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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