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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正如秦荣光、秦锡田在竹枝词中所吟咏的那样，地方精英的民俗观是站在促进地域整合的立场上，吸收社会进化论思想，并以传统的民众文化观为依据。在文明—野蛮的坐标轴中，民俗被视为“迷信”，故民俗始终只是他们为了达成理想秩序而改良的对象。他们重视民俗，只是为了用它来充当教化民众的手段，而非发掘民俗学的固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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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本章所得出的结论。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本章讨论的地方精英阶层活动和支撑这类活动的地域社会观，是以海外学说为基础，对社会运动面向背后进行的回应。那么，成为新社会运动承担者的知识阶层，他们的活动和背后支撑的社会观又是什么？这一问题将在本书第三部中尝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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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竹枝词原来是唐代流传于巴蜀地方民间的歌谣，中唐时曾为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所采录和吸收，以此奠定了基础。此后成为一种新文学题材，被许多文人吟咏。其主要特征为吟咏地方风土人情、民俗及纪事等。从明清到近现代，大量的竹枝词被流传下来，散见于个人文集、地方志和报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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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顾炳权：《关于“竹枝词”的思考》，收入顾炳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顾炳权收集和整理了上海地区竹枝词的作品有《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上海历代竹枝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另外，收录江苏省主要竹枝词并已刊行的有《江苏竹枝词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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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明末士大夫的风俗观，参见森正夫：《明末における秩序变动再考》，收入森正夫：《明清史论集Ⅰ》第三卷《地域社会研究方法》，东京，汲古书院，2006；岸本美绪：《风俗と时代观》，东京，研文出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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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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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补论《风俗の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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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编集委员会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另外，从文学角度讨论这种阶段性问题的有，金文京：《汉字化圈の训读现象》，收入和汉比较文学会编：《和汉比较文学研究の诸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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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海乡土志》第九十七课《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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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行乡土志》，《孔祥百序》。从民俗学史的角度考察民俗观的变迁，可分为以下流派：（一）明清时期绅士在地方志和笔记中的描述；（二）由近代知识分子倡导的启蒙民俗思想；（三）以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为中心的现代民俗学研究。此外，（二）又可分为“革命童谣、弹词”、“文人竹枝词” 和“风俗志”等内容。本书要分析的领导层对地方民俗的探讨，可以说将（一）和（二）相互结合而成。参见钟敬文编：《民俗学概论》，第407～42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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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民俗学学者收集的歌谣以及他们的民俗观，详见Chang-tai Hung，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12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chap.3；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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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十三《人物·秦荣光》及《上邑七图免役周浦塘记》，见《养真堂文钞》。有关秦荣光的活动，见秦锡田：《显考温毅府君年谱》一卷，1919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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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稻田清一：《清末江南の镇董について：松江府、太仓州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以及稻田清一：《清末，江南における“地方公事”と镇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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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收录《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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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秦锡田，详见秦之济编：《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二卷，1961年孔令毅摘钞本。此外，可参见根据这一年谱而撰著的本书第三章，表3-4《秦锡田略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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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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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陈行乡土志》第一课《位置》，第二课《沿革》，第四课《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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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周浦塘棹歌》，见《享帚录》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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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周浦塘棹歌》后来收录于顾炳权：《上海历代竹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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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秦胡两姓旧家声，一善经商一笔耕。可有德星占太史，石桥古勒聚星名。”出自《周浦塘棹歌·陈行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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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云翘胡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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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黄炎培序》，见《养真堂文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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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沪谚序》，见秦锡圭：《贝斋文稿》，1928年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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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公共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这些分析集中在绅商及他们所主办的慈善事业上。关于欧美的讨论，参见罗威廉（William T. Rowe），“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in Modern China，16.3（1990），pp.309-329；孔复礼：《公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3期，1992；王国斌（R. Bin Wong），“Great Expectations：‘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Search or Modern Times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史学》第3号，1993。在中国，马敏、朱英通过以苏州商会为中心的实证研究，探讨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出现。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日本的实证研究以慈善事业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触及了这一问题。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舍出版，1997；小滨正子：《近代上海の公共性と国家》，东京，研文出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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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本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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