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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参见本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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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有关慈善事业的教化方面，参看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和吉泽诚一郎前揭书，第七章《善堂と习艺所の间》中有详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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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山川不语葬师语，去脉来龙恣弁论。福地若真寻得到，葬师苗裔帝王尊。”（《周浦塘棹歌·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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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比如，在《陈行乡土志》第二十一课《风俗三》中描述道：“男女巫觋，自称重瞳，目能视鬼（俗称双仙人），其执香而遍视房与灶者，名曰看仙。能召亡魂，凭附其身，而与生人问答者，名曰扎仙。人有疾病，辄叩其祸福，而延羽士祈禳。或邀亲友，求佑于神，名曰众保。浪费金钱，而医药不暇计，坐致枉死，犹自咎鬼神为祟。真愚不可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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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国民教育始家庭，内则详明著礼经，回忆十年前正本，居然女界好模型”（《周浦塘棹歌·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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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关于从清末到五四期间的家族和女性之间的争论，参见小野和子：《五四期家族论の背景》，京都，同朋舍出版，1992。此外，坂元弘子前揭书，第二章《恋爱神圣と民俗改良の“科学”：五四新文化ディスコースとしての优生思想》一文指出，在优生思想的影响下，恋爱和家族观趋于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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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关于江南的迎神赛会，福武直从土地庙性质、管辖范围和村落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の构造》，福武直著作集第九卷，第216～221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滨岛敦俊在《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东京，研文出版，2001）一书则指出：江南地方特有的总管信仰具有县—城镇—村落的三层结构，存在着用以往“共同体”范式无法解释的，独有的“共同性”。关于江南庙会的论著还有朱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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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花鼓戏和摊簧起源于上海周边农村的山歌，后发展成为申曲、沪剧等地方剧。虽然有“山歌”“东乡调”“花鼓戏”等各式各样的称呼，但初期仍以说唱形式为主，后来才逐渐具备排演话剧的要素。多数剧目反映了上海周边农村的生活状况。参见汪培、陈剑云、蓝流编：《上海沪剧志》，第113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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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也被称作新剧和文明剧的话剧，在“改良戏剧”的演剧史上，不仅对京剧和沪剧等地方戏产生影响，而且有必要以开化“民智”、导入启蒙运动和社会教育角度，来分析其社会观和人际关系。陈伯海、霄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401～424、第460～4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有关中国话剧的概况，参见濑户宏：《中国演剧の20世纪：中国话剧史概况》，东京，东方书店，1999；袁国兴：《中国话剧的孕育与生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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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比如前文所举有关“公共领域”的议论，多采取这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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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黄守恒：《西门乡自治公所成立式宣言（庚戌正月）》，见《谋邑编》卷一，1916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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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云翘胡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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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度民桥工程记（胡祖德）》，见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编：《梓乡杂录》，1983年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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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云翘胡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陈行乡土志》，《创建度民桥记（秦锡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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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有关地方志中“走三桥”叙述，在此难以详举。光绪《嘉定县志》卷八《岁时》记载“妇女走三桥，云免百病”。光绪《宝山县志》卷十四《风俗》中也记载着元宵节的各种活动：“正月十五为上元节，有打灯谜闹。元宵过三桥走百病。紫姑卜诸名目。十三试灯，十八收灯。乡村联千百灯笼，又为龙灯。亘街穿巷，导以鼓吹。”又说“走三桥”是正月十八日举行“收灯”的日子。参见刘克宗、孙仪编：《江南风俗》，第25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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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苏州城内同一座庙的前后被河夹断，而各自建有渡河桥，就出现了“庙挑桥”式建筑，和在一河之隔两庙间建桥的“桥挑庙”式建筑。不管是哪一种，桥梁发挥了增加寺庙庄严宗教气氛的作用。《桥梁史话》编写组：《桥梁史话》，第223页，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走三桥”习惯在上海近郊农村的宗教仪式中仍有保留。朱建明：《上海南汇县老巷乡农家渡桥仪式及桥文化》，《民俗曲艺丛书》第43号，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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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仲弟介候行状》，见《享帚录》卷二。与加入同盟会、国民党的秦锡圭相比，秦锡田与姚文楠和唐文治（1856—1954）等共和党人物交往较密。不过，与其说这一关系是由于政治派别缘故，还不如说是由于地方精英网络，笔者认为较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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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森田明：《清末民初の江南デルタ水利と帝国主义支配》，收入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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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沪谚序》，见《见斋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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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例言》，见《沪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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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李孝悌前揭书，第201～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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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第三编 新文化与市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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