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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关于从清末到五四期间的家族和女性之间的争论，参见小野和子：《五四期家族论の背景》，京都，同朋舍出版，1992。此外，坂元弘子前揭书，第二章《恋爱神圣と民俗改良の“科学”：五四新文化ディスコースとしての优生思想》一文指出，在优生思想的影响下，恋爱和家族观趋于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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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关于江南的迎神赛会，福武直从土地庙性质、管辖范围和村落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の构造》，福武直著作集第九卷，第216～221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滨岛敦俊在《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东京，研文出版，2001）一书则指出：江南地方特有的总管信仰具有县—城镇—村落的三层结构，存在着用以往“共同体”范式无法解释的，独有的“共同性”。关于江南庙会的论著还有朱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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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花鼓戏和摊簧起源于上海周边农村的山歌，后发展成为申曲、沪剧等地方剧。虽然有“山歌”“东乡调”“花鼓戏”等各式各样的称呼，但初期仍以说唱形式为主，后来才逐渐具备排演话剧的要素。多数剧目反映了上海周边农村的生活状况。参见汪培、陈剑云、蓝流编：《上海沪剧志》，第113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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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也被称作新剧和文明剧的话剧，在“改良戏剧”的演剧史上，不仅对京剧和沪剧等地方戏产生影响，而且有必要以开化“民智”、导入启蒙运动和社会教育角度，来分析其社会观和人际关系。陈伯海、霄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401～424、第460～4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有关中国话剧的概况，参见濑户宏：《中国演剧の20世纪：中国话剧史概况》，东京，东方书店，1999；袁国兴：《中国话剧的孕育与生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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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比如前文所举有关“公共领域”的议论，多采取这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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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黄守恒：《西门乡自治公所成立式宣言（庚戌正月）》，见《谋邑编》卷一，1916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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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云翘胡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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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度民桥工程记（胡祖德）》，见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编：《梓乡杂录》，1983年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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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云翘胡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陈行乡土志》，《创建度民桥记（秦锡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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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有关地方志中“走三桥”叙述，在此难以详举。光绪《嘉定县志》卷八《岁时》记载“妇女走三桥，云免百病”。光绪《宝山县志》卷十四《风俗》中也记载着元宵节的各种活动：“正月十五为上元节，有打灯谜闹。元宵过三桥走百病。紫姑卜诸名目。十三试灯，十八收灯。乡村联千百灯笼，又为龙灯。亘街穿巷，导以鼓吹。”又说“走三桥”是正月十八日举行“收灯”的日子。参见刘克宗、孙仪编：《江南风俗》，第25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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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苏州城内同一座庙的前后被河夹断，而各自建有渡河桥，就出现了“庙挑桥”式建筑，和在一河之隔两庙间建桥的“桥挑庙”式建筑。不管是哪一种，桥梁发挥了增加寺庙庄严宗教气氛的作用。《桥梁史话》编写组：《桥梁史话》，第223页，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走三桥”习惯在上海近郊农村的宗教仪式中仍有保留。朱建明：《上海南汇县老巷乡农家渡桥仪式及桥文化》，《民俗曲艺丛书》第43号，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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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仲弟介候行状》，见《享帚录》卷二。与加入同盟会、国民党的秦锡圭相比，秦锡田与姚文楠和唐文治（1856—1954）等共和党人物交往较密。不过，与其说这一关系是由于政治派别缘故，还不如说是由于地方精英网络，笔者认为较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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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森田明：《清末民初の江南デルタ水利と帝国主义支配》，收入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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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沪谚序》，见《见斋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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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例言》，见《沪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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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李孝悌前揭书，第201～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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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第三编 新文化与市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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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清末民国时期近代教育的引进与市镇社会——以江苏省吴江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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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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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曾对江南农村社会进行调查的社会学者福武直，将江南基层社会的整合特质概括为 “町村共同体”（即乡镇共同体）。“町村共同体”除了具有市场圈的作用，也同时有通婚、信仰、娱乐等社会圈的性质。本章将着眼于其中的教育圈，分析清末民国时期市镇社会变化的过程，亦即透过市镇与农村间具有的空间性，探讨近代学校如何在地域社会中成立。而在近代学校中产生、成为地域社会“新文化”主要接受者的新式知识分子，又是怎样认识地域社会。再者，厘清近代教育为什么没能渗透到农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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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末以来近代学校制度的引进与地域社会间的关系，教育史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果。[1]本书所关注的，是清末学校制度及新式知识分子的出现，如何使得滨岛敦俊提出江南社会三层结构产生变化。也就是说，江南社会的三层结构——由乡绅主导的县社会、生员与监生肩负的市镇社会与以富农为中心的“社村”，尽管彼此间有所差异，但从语言与知识等角度来看，仍涵盖在“科举文化”之中。[2]然而，近代教育制度的引进，却使得这三层结构发生变化，特别表现在市镇与农村对教育的态度上，出现非连续性和分裂的情形，即近代教育在市镇里得到推广，却不为农村所接受。若要阐明农村为何拒绝引进近代教育，有必要从他们如何选择教育方式的问题来把握。[3]因此，研究乡村私塾为何占有优势，必须得从“社村”对识字能力和知识程度的需求，还有“社村”中人们对生存方式的选择上来考虑。[4]在意识到江南社会这种阶层性之后，掌握其中的变化过程便成为本章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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