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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笔者将比较市镇与农村，考察近代学校的普及状况。民国年初，初级小学的学区以自治区的18个市乡为单位。[18]1913年，县城所在的吴江市（松陵镇）、同里市、盛泽市、黎里市、震泽市，皆设有县立高级小学，而且每个小学都有各自管辖的学区。[19]在县内5个市之中，只有严墓市未设县立高等小学，初级中学与乙种师范学校则是设在吴江市。因此可以确知：学校教育的层级呈现出以县城为中心，往市自治区与乡自治区的中心市镇扩散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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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市镇规模和功能如何成为各学区中心的市镇特征。新编《吴江县志》将市镇分为“县属镇（城镇）”“乡镇”“村镇”3个类型，其中县属镇称为7大镇，即松陵、盛泽、同里、震泽、黎里、平望、芦墟。[20]其中作为县政治文化中心的松陵镇，设有初级中学和乙种师范学校，发挥着县城镇的作用。而盛泽、同里、震泽、黎里各镇则分别设立了县立高等小学。[21]这一分类虽出自1990年出版的《吴江县志》，但这几个镇在明清时期已成为范金民所称的“地方专业市场”，亦即市场中人口规模达到1000户到10000户，有非农业人口从事专门性商业活动，且设施完备。樊树志也认为盛泽、同里、震泽、黎里、平望5镇专业化特征显著，因此该书的分类大致符合历史情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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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看一下设有初级小学学区的中心市镇。18个学区除掉上述7大镇的11个学区后，隶属昆山县的周庄镇成为中心。剩下的10个学区之中，北厍、梅堰、铜锣、八坼、横扇、莘塔、吴溇等镇被归类为“乡镇”。湖东西、五都与南厍这3区的中心，虽没有被分类为县属镇和“乡镇”，其中前两者成为太湖周边区域的1个自治区，而南厍现在则被归为“村镇”。因此可以断定南厍在当时原本具有“乡镇”规模，只是后来衰退到“村镇”的规模。[23]总而言之，县立高级小学是以“县属镇”为据点，而初级小学虽包含一部分的“县属镇”和“村镇”，但可说是以“乡镇”层级的市镇为基准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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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根据《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的“市乡教育统计表”，分析就学率、小学普及程度、学区等的差异。笔者以“市乡教育统计表”制作了表7-1（见节末），分别列出各学区私立学校数、就学人数、学龄人口、就学人数占学龄人口的比例，以及教育费等，从中可以看出各小学的就学率、教育经费等分配状况。但需要注意因为缺乏史料，导致这样的调查方法并不能得出精准结论。譬如在就学儿童数目上，所登录的人数与实际到校的儿童数目，因为没有明示的基准，导致情况不明。而且因为计算方法不一，市乡之间也有同样的问题。一般认为，造成就学率的决定性要素是经济社会环境，即设立小学的市镇规模、功能、居住市镇的社会阶层结构与人口等要素。以下探讨就学率的市乡差距。首先，吴江市的就学率达38.4%，超越了其他市乡。要是考虑到吴江市是拥有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县城区，集合了行政官员、大地主、富商、教员、知识分子等阶层的话，这样的结果是很自然的。至于概观其他地区，具有县属镇的市区与乡区有10%～16%的就学率，乡区则有5%～8%的就学率，那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差异呢？20世纪40年代的农村调查介绍了以下情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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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教育中，首先小学是只在于镇或乡的中心聚落的，因此只有附近的农家子弟才能入学。并且镇的小学里，大部分的学生是商家子弟，所以与农村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农家并没有积极地让子弟接受小学教育，所以其教育圈是以小学所在地为中心之狭小范围。由农村本身来说，进入这个圈的仅限于一部分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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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资料来源并非清末民初，却与本章所指的倾向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市镇入学率实际上与居住于市镇，且能让子弟前往小学就读的大地主、富商、知识分子等有所相关。对农村来说，地主、富农阶层的子弟能入读初级小学机会更大，而对于一般农民，这种机会则是非常渺茫，因为初级小学的入学名额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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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以上所见足以确认初级小学的类型化。这里所谓“类型化”，是指将学区分为五种类型：①县城、②市区（就学率高）、③市区（就学率低）、④乡区（就学率高）、⑤乡区（就学率低）。其中①②⑤的状况已作说明，那么剩下的类型③与类型④又该作何种考虑？属于类型③的有盛泽市（7.4%），它虽然拥有县属镇，就学率却比较低；属于类型④的有莘塔乡（17.5%）、北厍乡（13.6%）等，它们虽然属于乡，但却有着与市区并列的较高的就学率。在表7-1的统计资料里，简洁地记载了视学（一部分为学务委员）的评价，“全区学务大概”，此处可以了解到数字所没有反映的具体情况。[25]类型③的盛泽市，则记载：“私校较有精神，市校未能统一”，亦即以有势力的子弟为对象的私立学校非常活跃。[26]但是从全镇来说，教育内容里有偏差的原因是，与其他地区相比，本地拥有绝对多数的学龄儿童人口。[27]另外，清末绸庄、领户与机户之间存有尖锐的对立，小岛淑男曾对此作过解释。[28]大量机户和伙友的存在，或许也是导致就学率停滞的因素之一。[29]关于类型④，莘塔乡被评为“市校较有精神，村校合法甚少，办理尚能统一”，可以推测存在强力的推动者，透过整饬镇上小学，努力维持与农村学校的整合，以提高就学率。关于北厍乡，则“市校未见发达。村校难期统一”，也存在着就学率高但评价却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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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市乡教育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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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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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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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20世纪20年代的平民教育与市镇社会——以盛泽镇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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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民教育运动的中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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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根据20世纪20年代地方报纸的发行人、主要执笔者的经历，分析他们推动平民教育的背景，以及所依据的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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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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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是20世纪20年代吴江县发行的报纸和杂志之中，可以找到的现存刊物一览表。[30]其中，很早便受关注是以柳亚子、陈去病为中心所组成的南社，以及柳亚子在20世纪20年代历经内讧、分裂后组成的新南社。以往研究对于他们身为“爱国民族主义者”，乃至国民革命前夕的“新文化”推动者，曾给予很高的评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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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吴江及其周边市镇所发行的新闻报纸（现所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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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社时期，支持柳亚子的是一群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毛啸岑（1900-1976），既协助柳亚子，又是《新黎里》副主编，还担任了县立第四高级小学的校长。[32]《新盛泽》的发行人徐蘧轩（1892-1961）与其徒弟徐蔚南（1900-1952），也是新南社社员；他们一面与《新黎里》进行频繁地交流，一面发表许多具有独立观点的报道。徐蘧轩从龙门师范毕业之后，在绍兴第五中学、上海稗文女子中学等处任教；徐蔚南则在震旦学院求学，后以官费留学日本，并曾在复旦实验中学、浙江大学等处教书。[33]在《新盛泽》上发表许多文章的汪光祖（？-1928），虽然是位医生，但他组织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导盛泽的识字运动和组织通俗演讲团。[34]相比起来，引进近代教育的推动者往往出自科举群体，他们既具有科举功名，又担任地方公共事务。而新南社的这群人，可说是由清末以来的近代教育而诞生，具有新知识分子的特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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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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