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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以上所见足以确认初级小学的类型化。这里所谓“类型化”，是指将学区分为五种类型：①县城、②市区（就学率高）、③市区（就学率低）、④乡区（就学率高）、⑤乡区（就学率低）。其中①②⑤的状况已作说明，那么剩下的类型③与类型④又该作何种考虑？属于类型③的有盛泽市（7.4%），它虽然拥有县属镇，就学率却比较低；属于类型④的有莘塔乡（17.5%）、北厍乡（13.6%）等，它们虽然属于乡，但却有着与市区并列的较高的就学率。在表7-1的统计资料里，简洁地记载了视学（一部分为学务委员）的评价，“全区学务大概”，此处可以了解到数字所没有反映的具体情况。[25]类型③的盛泽市，则记载：“私校较有精神，市校未能统一”，亦即以有势力的子弟为对象的私立学校非常活跃。[26]但是从全镇来说，教育内容里有偏差的原因是，与其他地区相比，本地拥有绝对多数的学龄儿童人口。[27]另外，清末绸庄、领户与机户之间存有尖锐的对立，小岛淑男曾对此作过解释。[28]大量机户和伙友的存在，或许也是导致就学率停滞的因素之一。[29]关于类型④，莘塔乡被评为“市校较有精神，村校合法甚少，办理尚能统一”，可以推测存在强力的推动者，透过整饬镇上小学，努力维持与农村学校的整合，以提高就学率。关于北厍乡，则“市校未见发达。村校难期统一”，也存在着就学率高但评价却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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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市乡教育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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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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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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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20世纪20年代的平民教育与市镇社会——以盛泽镇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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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民教育运动的中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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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根据20世纪20年代地方报纸的发行人、主要执笔者的经历，分析他们推动平民教育的背景，以及所依据的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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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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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是20世纪20年代吴江县发行的报纸和杂志之中，可以找到的现存刊物一览表。[30]其中，很早便受关注是以柳亚子、陈去病为中心所组成的南社，以及柳亚子在20世纪20年代历经内讧、分裂后组成的新南社。以往研究对于他们身为“爱国民族主义者”，乃至国民革命前夕的“新文化”推动者，曾给予很高的评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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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吴江及其周边市镇所发行的新闻报纸（现所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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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社时期，支持柳亚子的是一群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毛啸岑（1900-1976），既协助柳亚子，又是《新黎里》副主编，还担任了县立第四高级小学的校长。[32]《新盛泽》的发行人徐蘧轩（1892-1961）与其徒弟徐蔚南（1900-1952），也是新南社社员；他们一面与《新黎里》进行频繁地交流，一面发表许多具有独立观点的报道。徐蘧轩从龙门师范毕业之后，在绍兴第五中学、上海稗文女子中学等处任教；徐蔚南则在震旦学院求学，后以官费留学日本，并曾在复旦实验中学、浙江大学等处教书。[33]在《新盛泽》上发表许多文章的汪光祖（？-1928），虽然是位医生，但他组织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导盛泽的识字运动和组织通俗演讲团。[34]相比起来，引进近代教育的推动者往往出自科举群体，他们既具有科举功名，又担任地方公共事务。而新南社的这群人，可说是由清末以来的近代教育而诞生，具有新知识分子的特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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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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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分子阶层与以往的士绅阶层并不重叠，因此在《新黎里》《新盛泽》上的言论活动，有其自身的特性。他们论点涉及许多课题，其中一些还成为特刊号的主题——如地方自治、劳动问题、体育、婚姻问题等，均被视为当务之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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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本章有关的，可举出以下两点。第一，在清末以来的地方社会，为了对抗处于主导地位的士绅阶层，实现真正自治，新知识分子阶层曾与之进行过激烈的讨论。例如，徐蔚南有如下的描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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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既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于是一般所谓知识阶级的少数人，暗中把市权袭取了，俨然代表了地方上的办事人员。他们假设都是“出类拔群”的人才，尚且还不能光大盛泽镇；何况他们只知道争权夺利，社会事业毫不一顾呢？我称他们为“办事的闲人”，确是“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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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改革盛泽的责任是落在盛泽全体市民肩上的！你们应觉悟这层责任的重大，不要再轻轻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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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着手改革的第一步，我以为须由各业举出若干有职业的人（最好商人自己），组织一市民公社，努力革新市政，发起识字运动，提倡平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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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抗垄断市政的士绅阶层的“绅治”，工商业者组织市民公社，提出推动“民治”。第二，认识到自己真正的立足点之后，他们积极倡导识字教育、举办宣讲会，以及推进开设公共阅报室、公共图书馆等平民教育项目，[38]由此可看到20世纪20年代地方社会新开展的教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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