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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高校友会与盛泽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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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着眼于新南社，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平民运动中的中坚人物，下面将从其他角度探讨这一群体的特征。除了《新盛泽》外，盛泽镇还有《盛泽》《盛泾》两种报纸发行（参见表7-3）。这两种报纸虽然没有看到像《新黎里》《新盛泽》那样激进的政治主张，但由于主要发行目的是为了推动平民教育，因此登载许多启蒙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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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盛泾》，有必要进行若干说明。该报由盛泽镇与浙江省秀水县王江泾镇的人士共同发行，因此各冠以两地名中的一字。发行人与许多主要执笔者以盛泽镇为基地进行活动，但因为他们在地方县政中并没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因此可以追踪到的经历较为详细的参与者，只有汪光祖、丁趾祥（1904-？）、程良偁（1898-1933）三人而已（见表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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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盛泽镇报纸发行者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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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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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两种报纸的片断报道，可以得悉他们都是三高校友会的成员。“三高”是县立第三高级小学的略称。它源自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最早在盛泽镇成立的新式学校郑氏小学，历经盛湖公学后，1913年随县全体学区的制定而改称为县立第三高等小学。盛泽公学时期的学生人数有400多名；1931年改称吴江县立盛泽小学之际，学生人数规模达至将近1000名。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和私立盛泽绸业小学一样，是盛泽镇学校教育的中心。[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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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三高校友会的成员。1923年6月20日，在该校创设20周年纪念塔的落成纪念典礼上召开了校友会，其中可以确定的与会者有21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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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珊、王禹门、王晋义、王畴民、朱仁鳌、朱乐余、仲振声、吕君豪、洪和铃、洪兆银、徐因时、徐少方、沈轶千、沈可庄、沈复镜、李纯康、李勇青、程良偁、顾公权、陆健初、杨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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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下划线的7位为《盛泽》《盛泾》的相关人士。典礼的临时主席由程良偁担任，在新加上的6名筹备委员之中，还包括沈复镜与吕君豪。由此可见，这些《盛泽》《盛泾》的相关人士，是校友会主导者。如前所述，清末民初时期初级小学的入学率极其有限，有可能让其子弟进入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就读的人，局限于居住在镇上的大地主、绸庄与领头的富裕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阶层。因此可以说，盛泽镇的精英阶层，主要来自于那些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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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探讨盛泽镇的精英阶层中，三高校友的地位。首先，来看这些知识分子在盛泽教育界的地位。1924年4月，绸业小学举行了第三区教育会会长、副会长、评议员、干事等成员的改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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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会长：唐诵青 副会长：陈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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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员：金梦良、沈可庄、姚俊先、张定夫、潘伯兼、武左青、洪和铃、沈复镜、李伯华、胡彬甫、沈君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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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事员：王畴民、徐因时、陈印千、吕君豪、汪光祖、陆健初、施彦瑜、李臻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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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三高校友会会员与此相对照，可确定其中与《盛泽》《盛泾》相关人士的有洪和铃、沈复镜、徐因时、吕君豪4人，汪光祖先前就已确定。另外被选出的2人——沈可庄、陆健初，虽无关于《盛泽》《盛泾》，却也是校友会成员。因此可以想见，《盛泽》《盛泾》的中心成员与三高校友会中的骨干，在教育会中皆为主导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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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通过盛泽市议事会的成员与活动，探讨三高校友会与地方政治的关系。1923年，在恢复地方自治制度后的盛泽市议事会议员中，选出了议长金梦良、副议长沈可庄、议员姚俊先、张定夫、朱兰生、陈辰荪、沈亮叔、张质彬、王耘渠、叶冠五、吴景先等人，接着在第二年4月，又补选了5名缺额。[44]其中，三高校友会成员有：任副议长后改任议长的沈可庄，在补选中选出的沈震东（后为副议长）、沈邦先及洪鸣韶。而金梦良、沈可庄、姚俊先、张定夫4人亦是区教育会的主要职员。《盛泽》《盛泾》在三高校友会友谊会中，以推动补选议员的方式，来扩大在市政中的影响力。[45]1923年的市议会秋季常会中，吕君豪通过议员的介绍，提出“请议取缔街市浮摊案”“请议设立南大街清道会案”，徐因时则提出“设立公共阅报社案”，由此可见他们是以校友会为背景进行活动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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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简单触及报纸与商业团体的关系。从《盛泾》的发行人丁趾祥这一案例，可以清楚知道《盛泽》与商业团体的关系。丁氏继承父业，经营绸庄和绸厂，20世纪20年代被选为盛泽市议事会议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先后担任盛泽区公所助理员、盛泽商会会长，抗日战争后成为吴江县参事会议长，是商界的一位大人物。[47]由此也可推测《盛泾》发行的背景中，丁趾祥利用他在实业界的力量，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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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盛泽》《盛泾》的核心成员是出身盛泽镇精英阶层的三高毕业生，他们之中的多数又以教育界活动为立足点。三高校友会的校友之中，也有担任盛泽市议事会要职的人物，《盛泽》《盛泾》试图通过他们向市政反映民意。然而，《盛泽》《盛泾》却没有参与主导议事会的士绅与商人一类人物，因此可以说，《盛泽》《盛泾》集结了清末以来引进近代教育所产生的新式知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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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民教育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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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民教育在盛泽镇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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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教育运动在盛泽镇高涨，与20世纪20年代吴江县恢复地方自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末开始实施的地方自治，经过1914年被袁世凯停止，到1923年才重新恢复，吴江县的议事会也随而召开。[48]在地方自治的热潮下，其实行方法、主体、内容等话题，陆续于各地方报刊上引发讨论。其中焦点之一，是市民公社的推动。市民公社发源于清末苏州，20世纪20年代在吴江县和常熟县的市乡也陆续成立，当时被视为表达了地方自治意识，获得正面的评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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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从教育进展及其带来空间意识的转变，看看市民公社所努力的方向。就任黎里市市民公社社长的殷佩六（1881-1941），即将今后必须推动的事业，概括八个项目：①议决后尚未实施的事项，一律实施；②与区教育会一起组织通俗演讲团；③设立通俗教育馆；④设立公共体育场；⑤继续办阅报社；⑥修筑街道；⑦与市公所合作，设置市内街灯；⑧设立公共娱乐场。[50]从中可以看出，市镇成为设立基础设施，推展“文明化”对象的同时，通俗演讲团、通俗教育馆、阅报社也被视为广义的“教育装置”，目的在于推进“文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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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同成立公共体育馆和公共娱乐场那样，市镇空间的“文明化”亦可说是以市民身体“文明化”为目标。譬如，地方报纸经常刊登有关女性解放的言论。有一篇论说把女性当作“国民之母”，并主张：“提倡女子的体育，不仅是女子本身的问题，还是将来人种的一个大问题”，明示设立公共体育场实现“文明化”。[51]与本章一样，朱小田通过吴江县报纸的新闻指出，当时在劳动问题方面，“公余问题”即怎么度过余暇，成为讨论的焦点。设立公共娱乐场所是为了促进人们度过“文明”的余暇时间，意味着市镇空间和身体 “文明化”有其密不可分的关系（详见本书第八章）。[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