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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民教育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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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民教育在盛泽镇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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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教育运动在盛泽镇高涨，与20世纪20年代吴江县恢复地方自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末开始实施的地方自治，经过1914年被袁世凯停止，到1923年才重新恢复，吴江县的议事会也随而召开。[48]在地方自治的热潮下，其实行方法、主体、内容等话题，陆续于各地方报刊上引发讨论。其中焦点之一，是市民公社的推动。市民公社发源于清末苏州，20世纪20年代在吴江县和常熟县的市乡也陆续成立，当时被视为表达了地方自治意识，获得正面的评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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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从教育进展及其带来空间意识的转变，看看市民公社所努力的方向。就任黎里市市民公社社长的殷佩六（1881-1941），即将今后必须推动的事业，概括八个项目：①议决后尚未实施的事项，一律实施；②与区教育会一起组织通俗演讲团；③设立通俗教育馆；④设立公共体育场；⑤继续办阅报社；⑥修筑街道；⑦与市公所合作，设置市内街灯；⑧设立公共娱乐场。[50]从中可以看出，市镇成为设立基础设施，推展“文明化”对象的同时，通俗演讲团、通俗教育馆、阅报社也被视为广义的“教育装置”，目的在于推进“文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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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同成立公共体育馆和公共娱乐场那样，市镇空间的“文明化”亦可说是以市民身体“文明化”为目标。譬如，地方报纸经常刊登有关女性解放的言论。有一篇论说把女性当作“国民之母”，并主张：“提倡女子的体育，不仅是女子本身的问题，还是将来人种的一个大问题”，明示设立公共体育场实现“文明化”。[51]与本章一样，朱小田通过吴江县报纸的新闻指出，当时在劳动问题方面，“公余问题”即怎么度过余暇，成为讨论的焦点。设立公共娱乐场所是为了促进人们度过“文明”的余暇时间，意味着市镇空间和身体 “文明化”有其密不可分的关系（详见本书第八章）。[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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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泽镇平民教育的主体是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由汪光祖担任会长。[53]汪光祖是位相当活跃的人物；他一面担任区教育会的干事员，一面又在盛泽镇创设牛痘馆，致力于识字运动等教育事业。同时，他还与新南社社员柳亚子的人脉圈有关，在《新盛泽》《盛泽》《盛泾》等报纸上发表过有关公众卫生和平民教育的启蒙文章。就政治立场来说，1924年汪氏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与柳亚子一同坚持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在北伐军北上之际曾担任先导。[54]至于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是由通俗演讲部、识字运动部、商读函授部三个单位所构成。商读函授部后来改组为商读学校；而主持商读学校除汪光祖外，还有吕君豪和徐少方，因此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活动，依靠的是三高校友会和区教育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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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市镇社会变迁的角度，思考当时提倡平民教育的必要性，有必要来看看汪光祖的谈话：[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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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教育要想靠国民学校、义务学校，是万万办不到的，何以故呢？第一，因为国民学校、义务学校的教室，只能容极少数的人。第二，学堂的地址，是固定的，读书的人有感不便了。第三，平民没有整天的时间来学习种种的课程。普及教育需要的条件，是要时间经济，是要能够随时随地的传布。能够满足这两种目的，只有识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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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方法为：夜间利用幻灯机放映“千字课”、在墙上贴大字报、在工作场所里挂上字牌、发布收录常用汉字的小册子等。然而，非精英阶层对待教育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诚如上述，市镇和大规模村落里所设立的国民学校，能够容纳的儿童人数相当有限。如果从民初时期7.4%的小学入学率来考虑的话，大多数儿童应该在工作而没有上学。例如，绸庄与领户的伙友，他们跟着东家在茶馆里听说书、沉迷鸦片、饮酒与赌博，而“不管他们的智识道德怎样，将来的地位生计怎样，娱乐的正当不正当，空间的有益无益，统统置之度外”。汪光祖在文章中表达了对此种情况的忧心。[56]他指出，那些支撑盛泽镇丝织业的机工、机户，将会因为海外制品与外地工人的竞争，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在这个“优胜劣败”的世界里，知识的缺乏将危及生存，因此必须要提倡平民教育。[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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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探讨一下平民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其中，最大问题在于经费不足。由于无法获得稳定的常设活动经费，经由演剧或上映电影，从中获取门票收入，成为他们固定的经费来源。但是，当演出费用已经耗费过半之际，平民教育却没有得到任何利益。[58]即使是活动现场，也存在许多问题，如识字运动所使用的走马灯，便常常出现电力不足，以致不得不中止活动。[59]所以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推动者的理想、制度和基础设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此外，有人在镇的墙上书写诽谤电影募金活动的“俚鄙文”，后来也在《盛泽》上报道。[60]这件事反映出：教育界人士和学生们为救国所进行的活动，在一般市镇居民看来，其实是件“奇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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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民教育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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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市民公社为首的地方自治团体，以推动市镇空间和市民身体的“文明化”为志向，但从中却发现了“非文明”的存在。[61]下面通过推动者们对民俗观的检讨，分析平民教育的内容。发表于《新盛泽》的有关通俗教育实行方法的文章里，陈述了平民教育的直接功能在于社会改良，间接作用则在补充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而在经费少的情况下想要获得效果，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进行通俗演讲：[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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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乡镇的茶馆里，和许多人多地方，统统是实地去通俗演讲的好场所。讲的前面，也应该调查调查一地方的社会情形，和风俗习惯。选的材料、说得口气，要来得通俗。总归要配社会上的人胃口。讲完了唱一出歌曲，鼓舞听众的兴味。那么下次去讲，他们一定更加欢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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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脍炙人口的歌谣对现场民众发表演讲，早在清末启蒙运动时已能看到，[63]而《新盛泽》上登载好几首像是五更调、小热昏之类在苏州一带非常受欢迎的小调歌谣，其中便有一些通俗演讲的内容，是为了实际利用的方便而作。[64]在进行平民教育活动的同时，许多方法是按照当地风俗习惯，以民间文化为手段，而清末以来提高民众识字能力最引人关注的方法，即是戏剧。戏剧所拥有的影响力，吕君豪有如下描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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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镇风俗的窳败，到现在也算达于极点了。挽救的方法，不止一种。而改良戏剧，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上的人，中下级究居多数。他们不能一概受报纸和书籍的陶冶。惟有戏剧，却浅显明白，有声有色，容易使他们懂得。譬如这戏剧内容，的确是可惊可愕可歌可泣。看的人他就不期然而然的惊、愕、歌、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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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希望编剧者和演剧者，总要禀着良心，向有益的一面做去。不要为着一部分看客的心理，去编排、搬演那不良的戏剧，破坏风俗，贻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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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见是在运用戏剧宣传启蒙思想的背景下提出的，其中明确地表现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意欲广泛利用民间文化，推动社会改良的基本构想。也就是说，民间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可用来维持风俗和改良社会的，另一种则是无用的。将有用的用于平民教育，无用的则成为改造对象，这样就具有双重意义。因此，对民间文化的关心，并非基于对民俗学的关心，而是始终将其作为一种改造手段，只着眼于它的有用性，至于无用的“迷信”则予以排除。例如，庙会和民间信仰屡屡成为讨论的对象。下面一则是盛泽镇的蚕皇殿为了祈求国内和平施行打醮的报道：[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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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爱国自有爱国的方法，爱国自有爱国的正理。仅仅烧些纸锭，诵些经忏，便要使国家和平，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并且崇拜神权，究属是迷信举动，早应归于淘汰了。所以拿严格的眼光来观察这种“伤财废事”和影响社会趋于迷信的打醮拜忏，非但不是爱国，简直是误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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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将民俗里的迷信要素，作为必须克服、改造的对象，认为真正的爱国与“迷信”是彼此对立的，主张应当去除“迷信”以表达爱国。除了作为手段的民俗和作为迷信的民俗等两种方式之外，新南社的青年知识分子将民众视为政治主体的过程中，还从插秧歌、竹枝词等民众文学与庙会的艺术形式里，发掘出积极意义。当然，他们并没有肯定“迷信”，也可以看到当时民俗的双重含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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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以盛泽镇为首的吴江县市镇的平民教育运动，虽与盛泽群育馆、南京政府时期民众教育馆有一定的渊源，但其效果却只能在大规模的镇上看到，小规模的镇上几乎毫无影响。[68]在这种意义上，近代教育通过“文明化”所能到达的范围，无法波及农村，因此农村教育和农民的教育观，有必要重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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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从私塾看清末民国时期的农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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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时期的私塾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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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将改变视角，从农村论述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圈问题。新保敦子曾以江苏省无锡县为例，指出民国时期近代教育和以私塾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之间的并存关系。[69]那么接下来，笔者将依据此一先行研究，了解一下吴江县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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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及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吴江县私塾存在的问题曾获重视，在民初的考察记录里有所反映。比如《吴江县及市乡教育情况》中，说有两所私塾采用商务印书馆有关初级小学的修身、国文、算术、英语教科书，其他传统私塾则 “均用三字经、千字文、四子书为课本。劝令改良，皆云：须俟下学期，姑注之以观其后”。[70]由此可知，当时吴江县人已体认到私塾与塾师改良的必要性，但由于专注于普及新式学校，并未得到充分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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