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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而言，私塾教育与他们的谋生策略关系很深。就像浦志澄在上海行商的工作一样，识字能力对于商业活动和学徒学习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吴江市农村中著名的宣卷艺人——金家坝镇杨坟头村的胡畹峰（1924年出生），[80]便是例证。胡自7岁以后，7年间总共上了两间私塾，其中第二间即是所谓的改良私塾。据胡氏陈述，在那里他学习了语文与尺牍。直到15岁的时候，胡担任芦墟镇洋货店的营业员。17岁时与同伴3人一起在北厍镇经营名为协泰昌的洋货店。从18岁开始，他成为宣卷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从事农业，不曾有过担任干部的经验。这一点揭示了普通农民选择职业时，从私塾中所学到知识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经短暂任教私塾、住在八坼镇龙津村的沈祥云（1922年出生），[81]便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私塾学习内容，以及它们对一般农民的意义。沈出生在富农家庭，7岁以后的十年间皆在私塾学习，曾有两年塾师经历，20岁始从事宣卷艺人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生产大队担任了二十余年的“赤脚医生”。据沈氏所言，私塾的第一年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第二年学习《神童酒诗》，第三年才开始学《四书》。要学完《四书》需要三四年的时间，之后才开始学《五经》。这些知识对当时一般农民而言，具有一定的意义（有老农民说：读《五经》开篇相当于高中程度）。也就是说，尽管私塾与以学校教育为手段的社会地位上升无关，对一般农民来说，却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增加谋生方式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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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社会阶层与教育选择的关系，先前所举的大长浜村内，一些强而有力的富农对经营私塾非常积极。像村民们都异口同声地举出抗战前后村里设立“洋学校”的案例，杨诚（1928年出生）是其中一位推动者。[82]杨氏上了私塾后，接着就读于黎里镇夏家桥小学和黎里中学。之后，他在苏州天主教学校有原中学读书，后来又进入上海育才中学，学了一年半后才退学返乡，有着大长浜农民前所未有的经历。由于父亲杨少林约有50亩自田，所以杨诚本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被归为富农。正因为有此优越背景，故其父杨少林与叔父杨少山均曾任保长，杨诚也从1946年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担任元鹤乡副乡长，可说是基层社会的精英人物。在1946年前后，杨少山与杨诚曾聘请来自黎里镇的钱大雄设立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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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的是，包含大长浜在内的大长港村，曾经是区里的“土地改革试点”，极受政府重视。在土地改革时，大长浜村子里被认定为地主的有1名，被认定为富农的有13名。所以比起周边的农村，大长浜有较多的富农。[83]因此，若是考虑到村落间的差距，便无法归类为一般个案，但从中却可以看出：要在农村里引进近代教育，拥有强大主导力量的富农阶层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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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概括口述调查所获得的个别私塾情况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学校调查档案也值得参考，因此最后简单介绍其实用性。1950年同时进行的对于吴江县私塾和公私立小学现状的调查中，《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表》（1）（2）部分，收录了有关私塾的内容。但是，这些调查中的“私塾”里，包括不符合正规学校各种条件的私立学校，亦即改良私塾，因此就流动性极强的旧式私塾而言，其信息的准确性并不太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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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上有“苏南私塾调查概况调查表”字样，而在青浦县、吴县也有同样格式的调查表，据此可推测私塾调查是在苏南行政区所统一实施的。[84]《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表》内容包括设立原委、塾董和塾师的经历，及其阶级、学费、使用课本、私塾坐落村庄的文化经济状况，还有当地行政等各项信息。调查表基本上由塾师填写，为我们提供了从塾师视角所见的私塾和农村社会之概况。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信息，就能深入地探讨民国时期农村地区私塾分布情况、在塾学生数量、经营费用与正规小学的比较、塾师的经历与社会阶层、私塾教育对农民具有的意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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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所描述的内容，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的情况。但利用这些信息时，必须注意加上抗战时期的影响，还有浓厚的“解放”表述这一点。表7-4是北厍镇附近私塾中提交的八所私塾基本情况的调查表，例如教育内容或教材栏目里提到“土改教材”，可以看出这些私塾也对应了新的政治情况。兹以东长私塾为例，[85]该私塾于1940年成立，1950年由农会干部重新建立。报告称村民有九成不识字，即使有也极有限。这与上述大长浜村的情况大不相同，可见是没有富农以上阶层的贫穷农村。就私塾与相关组织及人物之间的关系，调查表有如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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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的联系——是结合中心，配合当地政府各项宣传及传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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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校的联系——是配合中心的小学，出席各项辅导会议及参加土改、时事学习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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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长的联系——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家庭访问及联络感情，协助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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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会的联系——协助农会的村干部文书工作，及参加会议，结合各项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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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从私塾调查看北库镇周边的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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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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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目的是寻求该村与上级政府、农会的配合，掌握塾董、塾师阶层与村内的经济情况。从这点可看出，调查是为了实施以土地改革为主的农村政治社会改革，透过塾董和塾师的渠道，收集村内的相关信息，促进政策的推动和实行。在教育圈方面，值得注意是与北厍镇中心小学的关系。塾师参加中心小学召开的辅导会议，除了指导教育课程与内容外，在土地改革、时事问题等学习会上，也接受中心学校的指导。换句话说，乡政府往村一级进行政策下达，一方面透过工作队施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也在中心小学的领导下，以私塾为渠道展开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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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以市镇为中心的近代教育获得普及，但农村却还存在着私塾。虽然有些农村中拥有权力的富农阶层，企图建立个别的小学，但很难说这是改良农村教育的根本解决之道。相较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上而下的农村政治社会改造，却成为彻底改造农村教育的开端，因此以镇为中心的中心小学教育圈，被划入改造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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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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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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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通过近代教育接受过程中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分裂，探讨清末民国时期江南地方基层社会的整合特质与变化过程。要点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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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以吴江县教育状况，分析地方社会初级教育的普及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县立高级小学设在拥有大镇（县属镇）的市区里，而初级小学除部分之外，则以小镇（乡镇）为中心设立乡区和市区。在农村里能够就读初级小学的，局限于地主、富农阶层的子弟，一般农民几乎与此毫无关系。若从这个角度思考，可以说学区的经济社会环境，亦即设立学校的市镇规模与功能、居住在市镇中社会阶层的组成与人口等，是决定就学率的主要因素。换言之，就学率实际上与能够让其子弟上新式学校，且居住于市镇的大地主、富商、知识分子等阶层，有很大关系。民初的小学就学率，县属镇学区达到10%～16%，其他学区为5%～8%，但也有少数例外。前者可举盛泽镇为例，就学率低是因为非精英层的人口过多。至于后者，几个高就学率的学区，除了调查精确度所产生的偏差外，还存在积极推动学校经营的精英人士，这也是高就学率的主要原因。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况，各市镇就学率与社会阶层的组成有密切关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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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以20世纪20年代盛泽镇为例，论述了清末民初学校教育里出现的新精英阶层与市镇社会的关系。在阐明新精英阶层特征的基础上，检讨了他们推动平民教育背后的文明观，也考察了由于新知识分子出现而带来镇—乡之间的分裂。文中业已指出，吴江县市镇发行的普及新文化的地方报纸中，由柳亚子所组成的新南社社员是其发行人与主要执笔者。此外，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县立第三高级小学校友，活跃于教育界，以知识分子的角色彰显精英阶层的特性。他们一面发行《盛泽》《盛泾》《新盛泽》，试图在盛泽镇形成社会舆论；一面与区教育会等机构合作，组成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致力于普及平民教育。如果了解这一运动背后的原本构想，即在世界正处于优胜劣败的开展过程中，为了不陷入“天演淘汰”的境地，那么新知识分子致力于市镇空间与市民本身“文明化”的理念便可浮现。民俗中所见“迷信”的一面，被他们认为是与“文明”对立的，因此成为必须改良与克服的对象。同时新南社知识青年还寻求民俗的积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是肯定“迷信”。如此一来，市镇通过近代教育，成为“文明化”的最基层，相较于“文明化”无法达及的农村，两者的差异就变得更加显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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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依据笔者访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私塾调查资料，考察私塾在农村教育中所占优势，并对近代教育不够普及的实际状态及背景进行初步分析。伴随近代教育的引进，私塾被认为是改良与管理的对象，却由此产生了各种问题，直到民国时期依然存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塾师的老农民看来，学完《四书》的意义和现今高校毕业生的读书一样，毋宁为“中间识字阶层”，为实际生活增加了谋生的有力手段，尽管私塾教育与近代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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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同滨岛敦俊所示，明末以来商业化的进展，使得江南形成了由乡绅主导的县社会、生员和监生肩负的市镇社会，以及富农为中心的“社村”世界三层结构，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国时期。这种阶层性若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①使用文言文与白话的文言文、白话的县社会；②使用白话的文言文与白话的市镇社会；③使用白话的社的世界。这三重世界的差异，以及他们各自阶段性的变化，都包含在科举文化之中。至于通过近代教育而出现的新知识分子，致力于地方社会的“文明化”，将不符合“文明化”的要素视为“迷信”。因此，市镇成为走向“文明化”的基层代表，而没有达到“文明化”的农村，却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了与市镇的差距。福武直所观察到的教育圈里市镇与农村的非连续性分裂，即为这种过程的侧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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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东京，福村出版，1993；朝仓美香：《清末·民国期乡村における义务教育实施过程に关する研究》，东京，风间书房，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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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东京，研文出版，2001；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森正夫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