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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依据笔者访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私塾调查资料，考察私塾在农村教育中所占优势，并对近代教育不够普及的实际状态及背景进行初步分析。伴随近代教育的引进，私塾被认为是改良与管理的对象，却由此产生了各种问题，直到民国时期依然存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塾师的老农民看来，学完《四书》的意义和现今高校毕业生的读书一样，毋宁为“中间识字阶层”，为实际生活增加了谋生的有力手段，尽管私塾教育与近代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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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同滨岛敦俊所示，明末以来商业化的进展，使得江南形成了由乡绅主导的县社会、生员和监生肩负的市镇社会，以及富农为中心的“社村”世界三层结构，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国时期。这种阶层性若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①使用文言文与白话的文言文、白话的县社会；②使用白话的文言文与白话的市镇社会；③使用白话的社的世界。这三重世界的差异，以及他们各自阶段性的变化，都包含在科举文化之中。至于通过近代教育而出现的新知识分子，致力于地方社会的“文明化”，将不符合“文明化”的要素视为“迷信”。因此，市镇成为走向“文明化”的基层代表，而没有达到“文明化”的农村，却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了与市镇的差距。福武直所观察到的教育圈里市镇与农村的非连续性分裂，即为这种过程的侧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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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东京，福村出版，1993；朝仓美香：《清末·民国期乡村における义务教育实施过程に关する研究》，东京，风间书房，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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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东京，研文出版，2001；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森正夫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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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此点的提示，参见新保敦子：《中华民国时期における近代学制の地方浸透と私塾：江苏省をめぐって》，收入狭间直树编：《中国国民革命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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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考虑这项问题时，不仅需要儒家经典的教养，还要检讨精英与民众之间“中间识字阶层”所拥有的手册和历书、初级课本等这类日常实用的识字文化形态。James Hayes，“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in David Johnson，Andrew J. Nathan，Evelyn S. Rawski，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中岛乐章：《村の识字文化：民众文化とエリート文化のあいだ》，《历史评论》第663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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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世纪10—20年代吴江的重要刊物有，《吴江》（苏州档案馆藏）《吴江日报》《新黎里》《新周庄》《盛泽》《盛泾》（以上，上海图书馆藏）《新盛泽》（吴江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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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3年铅印本；《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4年铅字本；《民国三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5年铅印本；《民国四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6年铅字本；《民国五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7年铅字本；《吴江县及市乡教育状况（中华民国元年五月第一次调查）》，全部藏于吴江图书馆。《吴江县及市乡教育状况》的内容有：从县内的初级小学到中学的学生人数、教师人数、班级数、教室数、经营经费等的调查结果；参观几所学校的课堂之后对教课的评价；对学校整体的教学与管理的评价等。《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表》（1）（2）（收藏于吴江市档案馆、收藏号码是2023-3-11和202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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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田中比吕志：《清末民初の社会调查と中国地域社会史研究》，《历史评论》第663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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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关清末民国时期的学制概况，参见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各时期的学制与学校系统图，参见朝仓美香前揭书，第312～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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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各所学校的报告部分，刊载在《吴江公报》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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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吴江县及市乡教育状况》的内容有：从县内的初级小学到中学的学生人数、教师人数、班级数、教室数、经营经费等的调查结果；参观几所学校的课堂之后对授课的评价；对学校整体教学与管理的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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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田幸男：《近代中国地域社会と教育会：无锡教育会の役员构成分析を中心に》，《骏台史学》第91号，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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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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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呈请省长奖励办学出力人员册》，见《民国四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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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吴江县教育状况》是一份规划市乡未来教育的意见书。其中指出清末教育还停留在“民族国家”中“国民”的创造上，并没有达到培养主权者的阶段。高田幸男：《辛亥革命期における“国民”の创造：その初歩的考察》，《近きに在りて》第39号，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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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丁祖荫是常熟人，拥有生员资格。清末时历任常昭劝学所总董、海虞市自治公所总董，后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担任常熟县民政长、同县知事，之后被任为吴江县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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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检查市乡自治成绩文：呈省民政长（三年一月）》，见丁祖荫：《松陵文牍》，民国三年铅印本，吴江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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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清末改良与“文明”对立的构想，参见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补论《风俗の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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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民国初期的自治区，参见范烟桥：《吴江县乡土志》，1917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另外，民国初年的吴江县是清代的吴江县与震泽县合并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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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本县现有男子学校系统图》，见《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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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吴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江县志》，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第二卷《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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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915年，在芦墟镇设立县立第六高等小学，次年在平望镇设立县立第七高等小学；另外，1915年在同里与震泽创立县立女子高等小学；芦墟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芦墟镇志》，上海，上海市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卷十二《教育》第二章《小学和幼儿教育》；《吴江县乡土志》第四课《教育》。另外，1914年除了设立县立高等小学的市镇以外，设立了乡立高等小学的只有莘塔乡。《市乡学校一览表》，见《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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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范烟桥前揭书，第134～139页。樊树志前揭书，第489～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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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宣卷艺人朱火生（1948年出生）的工作记录中，也是以镇来处理的。朱火生：《生意表》，庚辰年（2000）12月18日之条。《吴江乡土志》第八课《湖东西乡·南厍乡》里记载的南厍镇原本只是一个村落，但清末随着人口增加与商业发达，终于形成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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