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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正的“民众文学”决不是智识阶级所能代做。定要从农、工、商等人中，感想到他们亲历的环境，或是凄凉的，或是快活的，或是愉情的，或是忧虑的，或是困苦的，或是悔悟的，或是警戒的。总之，平常他们所随便唱出来的，如水田歌、插秧歌、竹枝词等，便是真正的“民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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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蘧轩认为文学包含所有的艺术，如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所说“道德美远胜于智识美的理论”，即平民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情感表现出来的作品，蕴含着“道德美”。[86]于是水田歌、插秧歌或竹枝词，已不再被视为启蒙的工具，而是本身即具存在价值。此一认识基础与历来的看法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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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角度看待与民间文学密不可分的民间文化，自然也就出现了肯定及正面的评价。例如关于庙会，徐蔚南有如下之主张：[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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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时颇有一知半解之徒，反对赛会，以为赛会乃迷信之一种，与科学相反，不合时宜；通俗的赛会观亦只从迷信一点出发。我欲加以纠正者，即在此也。惟没有说到赛会之我观之前、我要预先声明的，就是我并不替迷信辩护。我觉得赛会除迷信之外、且有艺术的重大意味。要晓得艺术并不是智识阶级所能独创、艺术赏鉴的力量亦非智识阶级所独具的；赛会这件事，出发点虽在迷信，但同时就是除开智识阶级以外的民众之艺术表现。……这样说来，我们大抵可以同意于赛会同时是艺术的表现罢。总言之，赛会的出发点是迷信，可是由迷信而归结到民众艺术之创造与欣赏，这是我所深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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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赛会视为“民众之艺术表现”，从中发掘其积极意义，这一见解与徐蘧轩评论背后的文化观，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尽管它与清末以来视民间文化为手段、为改良对象的民间文化观有着一线之隔，但从上述引文来看，依然认为赛会是迷信的一种，而不肯定民间文化自身的价值。因为这只是文明与野蛮的强烈对比下，抽离了民间文化中一些“迷信”的成分，再创建出不同的意义而已。在知识分子眼中，民间文化固然是为了实现文明而成为改良的对象，却也必须从中找出积极意涵，两者前后性质截然不同。所以，当地方知识分子用文明这把尺丈量乡土时，他们所面对的乡土观也必然会呈现出两歧性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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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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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着眼于新南社社员，以江南市镇社会的新知识分子办报为背景，观察20世纪20年代地方自治恢复期间，在“新文化”影响下，他们如何凭借舆论进行乡土社会的建设，以及是否对市镇社会的转型带来（或没能带来）影响。其中，尤其关注他们所主导“舆论”的内容和进行平民教育运动的实际情况，以及运动背后的文明观和乡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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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概观了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江南知识界的活动，包括备受瞩目的南社和新南社社员的动向。以往研究偏重于柳亚子个人，但当我们仔细分析新南社社员的组织和实质活动内容时会发现，柳氏尽管为其中的精神领袖，然而新一代知识分子才是市民公社和平民教育运动的幕后推手。吴江县内大镇陆续出版的地方报，就是新知识分子的阵地。他们通过文字，形成“舆论”的有力工具。发人深思的是，报上除了有关培植新文化和推动平民教育等宣传文章外，还辟有常识栏，讲解通俗的科学知识和卫生之道，目的在于增进一般读者的常识。据此可知，报纸本身也被看作一种社会教育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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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讨论地方自治的主体问题。新南社派报纸讽刺独占议员职位的士绅是“老爷”，并批评市议事会变成“官厅式”，自治不过是“绅治”。类似批评虽在这个时候颇为常见，但也清楚地展现出新知识分子对传统士绅把持自治职位、阻碍实现真正“民治”的危机感。为了落实真正的“民治”，他们积极鼓吹应由工商业者与新知识分子组成市民公社，出面革新自治。并且通过平民教育运动，由“智识阶级”来指导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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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主要分析的焦点，集中在新知识分子引进的“新文化”——各种新思想和政治学说——特别是市镇社会究竟产生怎样的转型。结论有三：第一，市镇社会开始成为青年知识分子以示威游行展现救国意识和“民意”的空间。但从一般居民的习俗来看，我们必须注意市镇依然举行如“解钱粮”一类的传统仪式。第二，市镇社会成为使用新时间——阳历的空间。阳历尽管以文明和革新的名义而被大力提倡，但使用者只限于政府人员、教师或学生们，大镇上沿用旧历的习惯仍根深蒂固。于是，市镇空间成为新旧历争夺计时话语权的场域。第三，作为娱乐空间的市镇社会。茶馆是当时市镇上习见的娱乐场所，却往往沦为赌场和鸦片吸食处。针对这种情形，报上提倡建设公共体育场和公共娱乐场所，使劳工们能够正常地使用身体和安排时间。这种主张背后以古典社会进化论为根据，将娱乐问题看成与保存国家、种族直接相关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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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检讨平民教育运动及其背后民俗观所具备的时代性特点。民间文化不但被视为改造的对象，而且成为教化民众的手段，这点与清末启蒙运动可说是一脉相传。但当人们开始发觉“民众”才是政治的主人翁时，有人便提出民间文化应该获得肯定。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以文明为标准，痛斥民间文化为迷信，没有考虑从民间文化中寻觅其固有价值。因为乡土只是在文明与野蛮的强烈对比下，抽离了民间文化中一些“迷信”的成分，再从中构建出各种不同的意义而已。在知识分子眼中，民间文化固然由于文明化的需要而成为改良的对象，却也必须从中找出积极意义，两者性质截然不同。所以当地方知识分子用文明尺度丈量乡土时，他们所面对的乡土观，也必然会呈现出两歧性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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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次提醒读者的是，市镇社会是各种被引进的“新文化”的“承载体”。也就是说，盛泽镇和黎里镇等江南首屈一指的大镇中，因为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深厚的社会阶层，才能由地方知识阶层推动乡土建设工作。以文献所能呈现的区域范围来看，居住于市镇的知识分子，已是有能力撰写文字的知识社群的最低要，求无怪乎有关农村的信息是如此的寥寥无几。在他们追寻区域整合的历程中，有人呼吁必须重新认识民众与民间文化，但对泰半的知识分子来说，民众仍是启迪与教化的对象；出现在地方报纸上的民间文化，不过是透过“文明”这面镜子，所映照出来的倒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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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伯海、袁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180～2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杨天石、刘彦成：《南社》，第33～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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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于市镇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乡村领袖”，朱小田举出新型知识分子与实业家，将南社看作前者的代表。参见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第311～315页；林志宏，《从南社到新南社：柳亚子的民族和社会革命（1909―1929）》（收入《近代中国史思想与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是根据柳亚子的言论检视新南社的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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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森正夫编：《中国史学の基本问题4：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以及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第275～276页，东京，研文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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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年来媒体史的进展，在近代大城市的报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政策和舆论等议题上，积累了不少实证性研究。然而从微观角度观察地方社会与传播媒体的关系，由于史料的制约，研究并不充分。关于这一缺憾，不妨从南社和新南社的活动进行详细追索，是比较理想的研究路径。近现代中国的报刊史研究有：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另外，丁守和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5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87）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几种地方报。另本文所使用的地方报的价值与局限，参见佐藤仁史：《地方新闻が描く地域社会、描かない地域社会：1920年代、吴江县下の市镇の新闻と新南社》，《历史评论》第663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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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林善文：《中国近代教育の普及と改革に关する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户部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期における通俗教育会：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の活动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13号第2号，2004；上田孝典：《民国初期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教育政策の展开：“通俗教育研究会”の组织とその役割を中心に》，《アジア教育史研究》第14号，2005。关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华北展开的乡村建设远动，参见新保敦子：《“解放”前中国における乡村教育运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をめぐって》，《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24号，1985；山本真：《抗日战争期から国共内战期にかけての乡村建设运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の乡村建设学院と华西实验区を中心として》，《史学》第66卷第4号，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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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佐藤慎一分析近代中国接受万国公报的过程与其背后文明观，指出社会进化论的接受与儒教世界观的转换，两者之间存在着对立。具体地说，康有为认为从列国并立的状态走向大同世界，是文明的最终目的。与此相反，梁启超根据社会进化理论，把文明看作生存竞争的结果。这种对比，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结合社会进化论和儒教的世界观上所面临的困难。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识人と文明》，第95～133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佐藤慎一：《“天演论”以前の进化论：清末知识人の历史意识をめぐって》，《思想》第792号，1990；石川祯浩：《梁启超と文明の视座》，收入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石川祯浩：《近代东アジア“文明圏”の成立とその共同言语：梁启超における“人种”を中心に》，收入狭间直树编：《西洋近代文明と中华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01。石川祯浩指出近代中国接受的“文明”，是在社会进化论影响下肯定竞争的强权论，其特点在于：“公”乃至团体对“私”的崇高价值的重要性。如此公与私之间的关系讨论，甚富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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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第363～392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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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柳亚子的一生，参见柳无忌编：《柳亚子年谱》，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明观，《柳亚子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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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伯海、袁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180～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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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朱小田：《社会变革时代的知识世界：对江南民间社会中的南社进行考察》，收入久保田文次编：《国际ワークショップ“20世纪中国の构造的变动と辛亥革命”报告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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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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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伯海、袁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180～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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