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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柳亚子：《新黎里报发刊词》，《新黎里》创刊号，1923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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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新南社发起宣言》，《新周庄》第13号，1923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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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吴江县内发行的报刊，见YT：《四年来百里以内定期出版物底年表》，《新黎里》第22期，1924年4月1日。YT是柳亚子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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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黎里》登载徐蘧轩和徐蔚南的文章，《新盛泽》登载柳亚子和汪光祖的文章。其中、吴江县档案局、馆编：《柳亚子早期活动纪实》（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收录柳亚子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代表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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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袁世凯停止地方自治后，1914年公布地方自治施行条例，使得地方自治被编入中央集权体制，成为官方行政体制的一环。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第250～255页，东京，好文出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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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吴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吴江县志》，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第十五卷《政党社团》第二章《议事会参事会参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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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例如盛泽市在1923年8月和12月恢复市董事会与市议事会。《盛泽镇志》第三卷《政权司法》第二章《议事会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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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以上海县为例，地方自治恢复后担任乡行政职务和议事会议员者，与清末民初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叠。民国《上海县志》卷二《政治上·民治（二）·乡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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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关于清末苏州的市民公社，详见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中国学者试图从绅商阶层的各种活动里，找出公共领域的特质。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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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民治与绅治》，《新盛泽》第6号，192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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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徐蔚南：《今后盛泽市民应有的觉悟》，《新盛泽》第1号，1923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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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市民公社的主要业务，是铺桥造路、疏浚市河等基础建设，以及清扫卫生、防疫等各活动，具有辅助官治和地方自治的作用。朱英前揭书，第197页；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第197～20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足立启二认为：清末苏州市民公社是无法代表社会全体的任意性团体，并指出其不稳定性。足立启二：《专制国家史论》，第240～247页，东京，柏书房，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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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常熟县内的鹿苑乡、塘桥乡、支塘乡设有“乡民公社”。苏州市档案局编：《苏州市民公社档案数据选编》，苏州，苏州市档案局，出版年不详，第365～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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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苏州市档案局编：《苏州市民公社档案数据选编》，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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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县属镇的分类概念虽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但与历史上所见的吴江七大镇大体一致，参见《吴江县志》第二卷《集镇》，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123～13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0世纪20年代芦墟镇上刊行《新芦墟》，也反映出身为7大镇之一的芦墟镇，在社会经济上的雄厚实力。关于民国时期的市镇规模与近代学校普及的状况，参见本书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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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例如福懋泰朱翰清和庄恒泰庄文源等30家商店联名发起创建震泽市民公社，此中也可看出市民公社的背景。《发起组织震泽市民公社宣言书》，《新盛泽》第38号，1924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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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黎里市民公社第二届秋季大会议事录》，《新黎里》第8期，192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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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市议事会春季常会纪略（一）》，《新黎里》第25期，1924年5月16日；《市议事会春季常会纪略（二）》，《新黎里》第26期，1924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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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啸岑：《市民公社存废问题》，《新黎里》第25期，19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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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黎里市民公社一年来底经过及今后底希望》，《新盛泽》第7号，1923年9月21日。所谓公益捐是清末施行地方自治后，在市镇一级行政单位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推测应该是向市镇上的工商业者所征收的一种地方税。《嘉定县续志》卷六《自治志·自治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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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现代的自治》，《新盛泽》第7号，1923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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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市议会成立会》，《新黎里》第9期，19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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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沟口雄三分析清末知识人的公私概念，指出“无私的天下为公”特点，并认为这种公概念很容易导致限制个人经济上的权利，由此延伸来看，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前后衔接的连续性。沟口雄三：《中国における公·私概念の展开》，收入沟口雄三：《中国の公と私》，东京，研文出版，1995。清末立宪派的张謇提倡的“村落主义”里，有将个人道德扩大到乡土、县、省、国家而形成秩序的意识，进而反映当时公概念与私概念的关系。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第167～173页。岸本美绪讨论晚明的情况时指出：当时人所谓“万物一体之仁”的意涵为“以生存于社会的自我为本位，同心圆状的无限扩展开来的一种直接无媒介的共同性感觉”。这种同心圆状运作以父系血缘关系扩大，清末以来则转变为乡土和国家等概念，这是晚明与晚清不同之处。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第76～86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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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以优生思想的关联而提倡“恋爱神圣”，参见坂元弘子：《中国民主主义の神话：人种·身体·ジェンダー》，第107～126页，东京，岩波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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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有学者指出：利用身体直接表明民意的方式，带来街道空间的政治化、教育化同时，也强化了爱国意识对身体的统治。参见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第239～261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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