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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地域社会这“不安定的椭圆”纳入国家整合之中，地方精英到底面临着什么问题？又有何要求？笔者打算以两条史料为线索简单说明。通读本书选取《疁报》的报道文章，可以看出20世纪10年代后半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在外来的社会主义等思想影响下，试图以白话文字消弭地方对立的情况非常明显。例如，对嘉定县政中发生的尖锐党争，《疁报》上便认为极力强调“私人权利”、基于私利私欲的党派滥用政党制度，导致了地域社会的分裂。[2]因此，要克服这种情况，与其由个体的自律来影响社会，不如扩大个体的范围向社会上推广，这就是使个人与社会一体化、超越地域社会分裂的想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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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想法放在长时段来看，其连续性则更为突出。例如岸本美绪讨论过明末个体与社会关系，指出当时“万物一体之仁”的观念，是“以在社会中生存的自己为中心，由同心圆状无限扩展，产生一种直接而不需中介的共同性感觉”。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明末同心圆扩展的对象，首先是父系血缘关系，相对于清末的向乡土、国家进行，两者有很大的差异。[4]分析清末知识分子公私概念的沟口雄三，指出“无私的天下为公”概念很容易与经济上限制个人的私相互联系，如此意味着民生主义朝向社会主义是可以相互联系的。[5]据此，精英阶层认为个人与社会一体化的秩序观可以共有，故地域社会渴望推广涵盖社会整体的规律——以党为媒体、执行社会整合的党国体制，可以预见他们将成为国民党的支持者，对这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显得格外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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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建立以乡土为同心圆秩序的方法，成为20世纪20年代的一大潮流。例如，在张謇主持下成为地方自治模范的南通，也在20世纪20年代后积极地推动地方自治。他们独特的自治意识，通过南通长期发行的《通海新报》评论中反映出来。在1921年1月论述地方自治的文章中，则针对经由省自治挽回中国危机的方法，陈述了县、市乡一级都存在相互争持的情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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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言自治谓当竭个人之能力从村落着手。五家之邻、十室之邑，苟我个人平日之信义而勉为之，或者当能收尺寸之效。若范围稍大而欲籍群策群力，期其功底于大也。近非其时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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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以村落为自治起点向外扩大的构想，不难看出是受到清末以来张謇提倡村落主义的影响。在这构想中，最显著的是个人修养为一切基础的看法。[7]这种以个人修养支撑秩序的观点，虽与前述个人与社会一体化、达到“无私”而对社会有所贡献的立场相反，但在信赖个人道德这一点上，则有其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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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初步的印象而已。清末民初地域社会的变动，在20世纪20年代后的党国体制建立后，到底呈现了怎样的局面，这将是今后学界值得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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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这方面，参见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藤谷浩悦：《湖南省近代政治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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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铎：《党的本意怎样呢》，《疁报》第227号，1920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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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太行：《安分守己：什么叫做“己”？》，《疁报》第228号，192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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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第76～86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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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沟口雄三：《中国における公·私概念の展开》，收入沟口雄三：《中国の公と私》，东京：研文出版，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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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治难》，《通海新报》第1180号，1921年1月13日。而且，该文也在与省自治的比较中，强调县自治的意义。《省宪与自治》，《通海新报》第1565号，1923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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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张謇的村落主义，参见章开沅：《张謇传》，第204～209页，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及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第167～173页，东京，研文出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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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附录 乡土志目录稿（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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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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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目录以金恩辉、胡述兆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中记载的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乡土志的相关信息为基础，根据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等机构的资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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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以确认馆藏资料记录者所藏机构，并且新近出版的丛书中新收录的资料则优先记载。关于此类资料，使用下列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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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提要》——金恩辉，胡述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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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志选编》——国会图书馆编：《乡土志抄稿本选编》，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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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志专辑》——《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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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确认资料记为《总目提要》，括号内记载所藏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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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现在的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来进行区分，分别依照出版年月进行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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