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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他事业上的经营或钻营天赋（政治天赋、企业经营天赋、科技天赋、文艺天赋、体育天赋）取代抓涨停板的天赋而获得巨额的天赋所得，其性质也完全一样。比如一个科技精英，凭借优越的天赋再加上辛劳，发明了一种人们喜爱的产品，他为人类做了贡献，当然要获得理想的报酬。但什么是理想的报酬呢？对人的本性而言，就是自己利益最大化、无穷化。如果那个产品的公平价格（包括研发成本、研发者的高薪、制造成本和风险投资的较高利润）是每件1000元的话，他的卖价绝对不会是1000元，而是能卖多高就卖多高，能卖1万元他就会卖1万元。公平价格（1000元）与实际卖价（1万元）之间的暴利就是他的天赋所得，这暴利的起因自然是他的天赋，但其来源却是那些对他的天赋支付垄断高价的购买者。他一方面在用自己的天赋为人做贡献，另一方面也在利用他的天赋抓住别人不得不就范的“掏钱命脉”。虽然市场交易是两厢情愿的，但他乘别人渴望消费那个产品之机获取垄断暴利，岂不包含着非道义性？利用某些物品或机会，创造并抓取别人的“掏钱命脉”，乘人“不得不掏钱之机”谋取暴利，是一种普遍现象。一个人尽皆知的真实案例是，比尔·盖茨利用专利保护长期垄断着电脑操作系统市场，让自己的电脑操作系统卖价大大超过公平价格而获得畸高的垄断利润，就和上面的情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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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个“转移性攫取性天赋所得”的真实案例。李锂，1987年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1998年创立海普瑞生物制药公司。2010年5月IPO上市时，他自己名下已有2.88亿创业股份。即使他每股投资只耗费他1元钱，他的股本金也有2.88亿元，这意味着他自大学毕业以来的22年中平均每年有1309万元收入。如果不是他真刀真枪地赚了这么多钱（工资加利润），就是什么途径令他“钻营”到了这么多钱。我认为不可能是前者，只可能是后者。就是说，他这2.88亿股本金中就有不少是“转移性攫取性天赋所得”或其他什么说不清的所得。但这还是小巫，不是大巫。2008年海普瑞公司赚了1.6亿元利润，2009年的利润不可思议地增长到了8亿元（2010年为12亿元，2011年又降到7亿元左右）。若按非上市公司通常5—8倍市盈率的估价标准来确定公司资产价格，上市前海普瑞公司的资产价值也就50多亿元，即使全部归李锂一人所有，他的身家也只有50多亿元。2010年5月海普瑞按每股148元的发行价发行上市，李锂的身家立马上升到了426亿元（2.88亿×148元），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从上市前的50亿元一跃而到426亿元，这300多亿元的馅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来自社会财富的转移。转移途径是“公司上市资源”（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给他的公司资产带来的估值提升。同样一个公司，未上市时，资产估值一般为盈利的几倍，一上市，估值就变成几十倍了。估值提升机制在于上市公司的巨大流动性，因为流动性高低与资产估值高低成正比。这就是上市机会制造大量亿万富翁的秘密所在。像海普瑞那样能赚钱的公司还有很多，它们都想上市暴富，但只有少数公司能够获得稀缺的上市资源。海普瑞和其他少数公司成功上市了，吃到了免费的体制馅饼。这种体制馅饼的源泉不是他们的贡献，而是社会公共资源。高人之高，就在于他们能够凭借天赋钻营到携带着暴利的公共资源。同时这也说明他们赚取的大量天赋所得中包含着转移来的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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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锂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富豪分为商界富豪和官员富豪两类，前者是桌面上的，后者处于潜水状态。商界富豪大多为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或高管，他们财富的爆发性增长主要来自公司上市过程。在2010年代，民营企业上市后，大股东财富在几年之内增长几十倍的，相当普遍。实例1：刘某某的公司（YQHB）在2007年9月改造为股份制时，公司净资产为5137万元，其中刘某某占比60％，即拥有3000万资产，YQHB于2011年3月上市，2012年中国财富榜上，刘某某的个人财富已经上升到了26亿元，也即4年之内增长了87倍。实例2：帅某某的公司（EKZY）在2010年11月股改时，其公司注册资本为1.38亿元，帅某某占比49％，即拥有6800万资产。EKZY于2011年9月上市，2012年中国财富榜上，帅某某的个人财富已经上升到了32亿元，也即1年之内增长了50倍。实例3：王某的公司（BBG）在2004年股改时，公司净资产为9107万元，王某占比55％，即拥有4900万资产。2012年中国财富榜上，王某的个人财富已经上升到了41亿元，也即7年之内增长了82倍。实例4：陈某的公司（AEYK）在2007年12月股改时，注册资本为1亿元，陈某自己约占6000万元，AEYK于2009年10月上市，2012年中国财富榜上，王某的个人财富已经增长到了44亿元，也即4年之内增长了7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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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一方面是广大股民的“绞肉机”，另一方面又是少数大股东、企业高管和证券界鲨鱼的“印钞机”，由此成为中国强弱分野的巨大助推器。而且，中国还有一个奇怪现象，每年工资收入四五万元的人要交所得税，一下子获得几千万、几亿、几十亿资本增值收入的人却不用交任何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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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移性攫取性天赋所得”的共同原因是天赋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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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述技术专家是通过发明天赋的垄断获得暴利，李锂是通过企业经营天赋的垄断获得暴利。在各个领域，只要人们拥有天赋资源的垄断优势，都会按“市场可接受价格”攫取暴利。一个歌唱家会说，我的出场费不能根据我的辛苦程度决定，先确定观众愿意对我的歌声出多高的票价，把总票房收入减去演唱会各项成本，就是我的出场费，要不你们来唱。一个经理说，在我们企业内，只有我具有经营好这个企业的才能，因此企业收入减去工资、税收等各项开支，剩下的就是我的“经营剩余”。他们的暴利性质和抓涨停板者是一样的，都是凭借垄断性天赋资源攫取别人利益。幸好具有技术独占性的飞行员不在飞机上对乘客说：“你们把身上的钱都掏给我，要不你们来开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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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用一个比喻来分析天赋垄断带来的非辛劳所得的道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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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武林决斗中，各方的武艺难分伯仲。但是其中有一个“灭绝师太”式的武林好汉，用一把宝刀把没有宝刀的对手们一个个都斩于刀下。他胜利了，但不是他武艺比别人高强，而是他拥有宝刀。人们会说他胜之不武，因为他依仗宝刀，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不公平对决，他的胜利中包含着非道义性。——如果这个评判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请问，那些在人生的决斗场中把对手击败而获得巨大天赋所得的人们，他们身上的天赋和那个武林好汉手中的宝刀，在作用和效果上有何不同？在互不相关的小农经济中，天赋高的农民收成多一些，天赋低的农民收成少一些，前者并不会侵占后者的利益。但在此消彼长的竞争社会，天赋成了弱肉强食的武器，天赋高者必定会利用自己的“天赋宝刀”对天赋低者进行侵占、封堵、排挤、抢夺、兼并，从而使天赋所得带有明显的侵占性、不义性。恐怕正是由于天赋所得的非辛劳性、取巧性、转移性和非道义性，才使得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表示，自己的巨额财富主要不是来自辛苦劳作，而是因为（凭天赋）获得了对社会资源的杠杆性控制，因此他们向社会捐出巨额个人财产，不过是“把由自己支配和管理着的社会财产归还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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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论证转移性天赋所得的非道义性：抢劫、偷窃、走私、造假、贪污、舞弊等是违法行为，这些行为之所以违法，根本原因是它们破坏了“所得—付出”之间的对应性，具有不劳而获的不道义性。获得转移性攫取性天赋所得的人尽管没有违法，但同样破坏了“所得—付出”之间的正常对应性，当然也同样包含着不劳而获的非道义性。不过法律只能禁止前者不能禁止后者，如果法律强行要求各人的“所得—付出”系数相同，一切具有较高天赋的人才都要受到压抑。为了让人才发挥天赋，必须在法律上承认天赋所得中的非辛劳所得。但合法与否是一回事，道义与否是另一回事。因此，可以把转移性攫取性天赋所得定性为“合法的非道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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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几种所得的道义分析中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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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人们诸多的所得形式中，只有辛劳所得和“自食其力性天赋所得”是完全道义的，其他所得都包含非道义成分。那么辛劳所得和自食其力性天赋所得会在人群中带来多大的所得差异呢？根据常识，一个人的辛劳付出量最多也就能超过社会平均辛劳程度的三四倍，在不考虑天赋差异的情况下，其辛劳所得最多也就达到社会平均辛劳所得的三四倍；一个人的自食其力性天赋所得最多也就能超过社会平均天赋所得的10倍（一个优秀企业家贡献的资本利润率能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10倍吗？一个高水平教授的科研成果能超过平均水平10倍吗？恐怕只有极少数天才人物才能超过10倍）。即使两项相加，所得差异也只有十余倍。当一个人的所得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几十倍、几百倍时，那一定是转移性攫取性天赋所得和杠杆所得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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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该指出，利用天赋和社会杠杆打破所得与付出的对应性，既是人们经营或钻营的目的，也是人们奋斗创新的动力源泉，否定它自由竞争就无法展开，创新、奋斗和冒险就会没有驱动力，社会就会沉闷。不过既然转移性攫取性天赋所得和杠杆所得具有非道义性，对它们进行控制和调节还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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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克林顿问巴菲特为什么把几百亿美元都捐给慈善机构，巴菲特说：“我捐这些钱不算什么，我更敬佩那些小额捐款人，他们把看电影和上馆子的钱都捐给更困难的人了。”我想明眼人都能够看出他这话里的深意。比尔·盖茨在把他的全部财产捐给慈善机构时，说得更明白：“我这样做只是把由我管理着的属于社会的钱财归还给社会。”他们的话中当然包含着谦虚的因素，但也包含了真理，即他们的多数钱财是他们凭天赋从社会转移来的。其实这个道理，很多富人心里都明白。有的富人把慈善事业作为他们回馈社会的形式，有的甚至把慈善事业看作对自己过去巧取豪夺行为的一种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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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元素：人类不变事物中的基本构件 十三、强弱差异必要区与滥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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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弱差异必要区和滥用区的界限在“强弱利益文明分割点”，这个分割点是模糊的，但它真实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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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竞争会带来弱肉强食的结果，不如说弱肉强食是竞争的本质。弱肉强食好像很难听，其实就是你输我赢的竞争。弱肉强食有两层含义，一是弱者被强者打败，二是弱者的利益被强者侵占。在所有你输我赢的竞争中，这两层含义都是不言而喻的。“竞争”和“弱肉强食”的概念相似不相同：竞争只强调争的意思，没有揭示出参与竞争的主体有强有弱的事实，也没有揭示出竞争双方在利益上的对抗性，以及强者对弱者利益损害的必然性。事实上，竞争主体必有强弱之分，打败弱者的强者也必然会在损害弱者利益的前提下扩张自己的利益，二者之间存在着吃与被吃的消长关系。所以，弱肉强食更能道破竞争内涵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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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主义的破坏性证明强者和弱者保持一定的所得差异是必要的，或者说强者和弱者的所得差异有一个必要区。但是强弱差异往往不会只停留在必要区，而是会进入可怕的滥用区。可以对“必要区”和“滥用区”做理论上的抽象界定：在强者与弱者之间应该有一个“强弱利益文明分割点”，它是能够使生命法则和自然秩序得以保持，使强者的创造性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强者不过分挤压弱者利益时所对应的“强弱利益分割点”；强弱差异未突破“文明分割点”的是必要区，突破了“文明分割点”的就是滥用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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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试图按照所得类型来区分必要区和滥用区，比如把天赋所得造成的差异列入必要区，把杠杆所得造成的差异列入滥用区。但这条路走不通，因为资本杠杆所得、社会资源杠杆所得在市场经济下无法取缔。于是我们只能用两种方法判断强弱差异是否进入了滥用区。一种方法是看社会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太照顾强者、打击弱者的游戏规则（比如允许富人无限制地炒房、允许富人以钱减刑、允许富人用钱买分数上重点学校、权力大的地区学生录取分数低于其他地区、允许官员亲属经商、官员财产不公示之类，就是显失公平的游戏规则）；另一种方法是用强弱差异的表征——所得差异程度（强者所得比平均所得的倍数，弱者所得占平均所得的百分比）来判断是否进入了滥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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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区”和“滥用区”之间有一个模糊的界线，在操作层面上难以确定这个界线，但它又确实存在。比如在封建社会，一个皇帝要享用锦衣玉食和一群后妃，会被人们认为属于“必要区”，但如果皇帝凭借暴力把整个国家的多半财富据为己有，并把天下所有漂亮女子都收入后宫，那就一定会被人们认为进入“滥用区”了。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总裁的年薪少的几十万元，多的三四百万元，相当于白领年薪的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人们还认为在“必要区”，但当中国平安总裁的6612万元年薪（相当于一般白领年薪的1000多倍，相当于1.5万农民的年收入）曝光时，人们就义愤填膺了，也就是认为进入“滥用区”了。可见尽管必要区与滥用区界线很模糊，但它还是存在的。如果这个界线不存在，那么对强弱差异适当与否的判断就找不到参照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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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5日《东方财富网》报道：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则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值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值为170％。这些数据与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5，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情况是相符合的，这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在一种蛮荒阶段。权力与资本的过分勾兑，会使中国市场经济的蛮荒阶段更长更麻烦。美国早已过了蛮荒阶段，但依然有滥用弱肉强食的现象，奥巴马在2011年底的一次集会上尖锐地指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企业高管的薪酬相当于一般员工薪酬的30余倍，而现在已经冲到100多倍了，华尔街的金融大佬更是贪得无厌，所以2011年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古今中外都一样，民众对权势阶层滥用弱肉强食的行为都有些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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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必要弱肉强食与滥用弱肉强食之间，不是一条“界线”，而是一个“界线区”。假定强弱差距为0倍表示不存在弱肉强食的平均主义状况，100倍表示弱肉强食达到了极端状况，1—30倍区间是确定的“必要弱肉强食区”，60—100倍区间是确定的“滥用弱肉强食区”，30—60倍区间是两可的模糊区。人们对这三个区的认识判断和界定，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人类良知；二是人们对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及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必要性的认识；三是实践层面上对强弱各方在公共活动中的贡献度的技术分析（比如在企业收入中，一般员工、技术骨干和经理的贡献权重各为多大）。这个“界线区”还会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向左向右移动，理想主义思潮占主导时，界线区会向左移动，现实主义思潮占主导时，界线区会向右移动。曾看到一篇文章讲到苏联早期的收入分配，列宁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两倍多，大家认为合理；有些技术工人的工资达到一般工人的四五倍，就被认为过分了，布哈林甚至非常气愤地说，这些技术工人敢拿这么高的工资，应该枪毙他们。可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强者的合法收入超过一般人几十倍都能被人们接受。这不说明弱肉强食的必要区和滥用区之间已经没有界线，而是说明这个界线的相对性很大，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很不相同的界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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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弱差异（弱肉强食）是否进入了滥用区，还可以从直观现象上观察、判断，如基尼系数、收入倍数、消费差异、权力贪腐普遍性、强者飞扬跋扈现象等。比如，有些企业主为了自己利润最大化，把工人的工资福利压缩到正常水平之下而把其工作时间延长到正常水平以上；有些经理拿的薪金，居然相当于员工年薪的上百倍、几百倍；有些官员呼风唤雨，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还通过亲属经商利用权势大肆敛财；有些一把手一手遮天，把一切权力和好事攥在自己手中，都是进入了滥用区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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