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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的所得＝与其辛劳和贡献对应的道义所得＋与其辛劳和贡献不成比例的非道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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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应该设置如下几道“最后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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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是累进所得税，第二道是财产税，第三道是遗产税，第四道是累进的奢侈消费税。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的意义不必讨论，奢侈消费税的意义有必要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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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进的奢侈消费税，是以大众的一般消费水平为基点，越是超过大众消费水平，奢侈消费税率就越高。不但住房、汽车，其他奢侈消费品都应该征累进的奢侈消费税。高档烟酒、高档化妆品、高档服装、高档食物、五星级酒店、VIP病房都应该征，其原则都一样，越是超过平均消费水平的，其税率越高。按照这个原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营业税就要比两星级酒店的高得多，医院的VIP病房和普通病房的价差，不但要反映二者的价值差别，还要包含二者消费奢侈度之差别。一切享受奢侈消费的人，都有义务向社会缴纳奢侈消费税。一个人既能享受鹤立鸡群的消费，说明他的收入中一定包含着转移性或攫取性所得，让他多付一点税金给社会，不是打击他，而是要他把所获得的转移性或攫取性所得交还一些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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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产品的奢侈程度征税麻烦，还可以有另外的消费税征收方法，比如富人的家庭人均消费数额未超过社会人均消费数额n倍时，不需缴纳消费税，超过n倍的，要按一定税率缴纳消费税，超过倍数越高，税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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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豪华消费还有消减人们争斗的意义，要知道，在一个社会，消费档次拉得越开，“稀缺的好东西”对人的欲望的撕扯力就越大，人们的争斗就越激烈。争斗越激烈罪恶就越多，当然人们的拼劲也可能越强劲。从“唯GDP”的发展至上的角度看，消费档次越大越好，但从心境安宁、社会和谐、消减罪恶的角度看，还是弱化“稀缺的好东西”对人的撕扯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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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进的奢侈消费税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所得税之后，富人的可支配收入有两个去向，一是消费，二是投资。如果他们把大量收入用于投资，那还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就业、造福社会，即使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中仍然包含大量非道义所得，只要这些钱还在为社会服务，富人对它们就只能占有而不能享用，它们在使用、利用的意义上就还是“公有”的。而富人把钱财用于奢侈性消费，对社会就没有积极作用了。正是这个道理，决定了所得税之后还有必要用累进的奢侈消费税对富人钱财的用途再做一次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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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富人的钱财，要根据其用途区别对待，用于生产经营的再多都不必限制不必征收，用于奢侈消费的则要以税收调节的形式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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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和富翁们都感到了社会对巨额财富道义拷问的压力，并在贫富对立日益严重的今天做出了姿态：2011年底，奥巴马在呼吁调节收入分配的演讲中说，“过去十年间美国最富的1％的人，收入增长了2.5倍，年收入达到120万美元，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却下降了6％”。200多位美国富豪联名向奥巴马提议，希望政府增加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的税率。俄罗斯第三大富豪普罗霍罗夫在2012年初决定竞选总统时说，如果他当选，他将捐出自己180亿美元财富的大部分，并将开征“过度消费税”以限制富人的过度消费，比如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几十平方米的就要缴税。2008年，郭台铭步比尔·盖茨后尘，宣布将捐出自己的九成财产，戴胜益也宣布将捐出自己的八成股权。2012年2月，郭台铭等一批台湾富豪又宣布向社会捐献3000亿元新台币，合640亿元人民币。马英九、蔡英文等在竞选时也纷纷打出了抑富济贫的旗号。竞选香港特首的唐英年在参选宣言中也明确宣传将致力于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见2012年2月23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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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适当的反弱肉强食逆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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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弱关系的重新洗牌总是要进行的，如果不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就要以流血革命的暴力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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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对强弱分野的剪裁与调节，通常是给强者设置“天花板”，不许他们无限扩张。不许强者一夫多妻是设天花板，官员任期限制是设天花板，通过反垄断法限制强势企业过分的兼并扩张是设天花板，所得税、消费税也是一种弹性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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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反弱肉强食的逆调节，就是在某些方面推出“弱者优先、强者靠后”规则。比如在美国，NBA各球队每年都会从各大学的篮球队中挑选优秀球员补充队员，各球队都希望自己队先挑选，如果按照弱肉强食原则即强者优先原则，那当然是最近赛季中冠军队先挑选，然后是亚军队，最后才轮到垫底的弱队。但美国NBA组织的游戏规则不是强者优先，而是实行反弱肉强食的弱者优先，由上赛季中成绩最差的那个队优先挑选，次差的队第二个挑选，冠军队最后挑选。为什么要反弱肉强食呢？因为如果由冠军队优先挑选优秀球员，最差队最后挑选，强队越来越强，弱队越来越弱，比赛一边倒，NBA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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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证是，韩国一个亿万富翁的女儿，想办快餐连锁店，以她父亲的资本实力，如果她办快餐连锁店，一定会把小生意人的快餐店挤垮一大片。因此韩国政府“歧视”她，不给她发营业执照，理由是要保住小快餐店的生意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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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要让NBA游戏玩下去，就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重新洗牌。球赛如此，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其实社会的强弱关系的重新洗牌总是要进行的，如果不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就要以流血革命的暴力方式进行。中国历史上几十次农民起义，就是强弱关系的暴力式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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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调节不以抑制强者活力为目的，而是以限制强者的滥用弱肉强食行为为目的。可以进行下列逆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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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势地区与弱势地区在区域发展政策上的适度逆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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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的投资收益率、人才报酬率都比欠发达地区高，如果任它们进行自然态的弱肉强食竞争，那么发达地区将会吸走越来越多的资本、物质资源和人才，而欠发达地区将因吸引不到资本、资源和人才（甚至原有的都会被抽走）而陷入凋敝。区域经济发展中历来有“梯度发展”和“反梯度发展”两种战略，后者的实质就是强调逆调节。一般来说，当强势地区活力还不够强，需要进一步培养活力时，应该实行梯度发展战略，而当强势地区已经具有足够活力时，就应该开始逆调节了。逆调节的方式包括：对强势地区的投资实行限制，取消一切投资优惠、设置投资许可限制、开征新增项目投资调节税等；对强势地区的公司上市设立较高的门槛；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划出力度。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实行项目审批支持、土地审批支持、税收减免奖励；对进入欠发达地区的人才进行财政补贴；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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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观单位之间的适度逆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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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学校、强势医院人满为患，弱势学校、弱势医院生意清淡，能不能用一些逆调节打破这种非均衡？比如财政经费较多地支持弱势学校、弱势医院的设备投资（而强势单位则靠自己的收入投资），用政府津贴的形式鼓励技术骨干、优秀人才从强势单位转移到弱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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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弱个体之间的适度逆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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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高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房就是一种逆调节，可以设想的其他逆调节是，校长、院长不准申报层次较低的科研项目；领导的亲属不准在自己势力范围内任职或经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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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读者自会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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