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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决策效率缺陷。由千百万民众掌握决策所需信息，然后分析、思考，最后统一意志，做出负责任的决策，比只让少数专职决策人掌握信息、分析信息，然后做出决策要困难得多，交易成本也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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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决策科学性缺陷。民众对事物的分析、判断、鉴赏能力肯定不如作为掌权者的精英，在很多问题上，民众决策的科学性不如精英决策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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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决策公正性缺陷。公共决策对全局利益的影响和对局部利益的影响往往是不一致的，这时，各群体、各阶层、各集团之间民众往往会因为局部利益差异而产生决策上的纷争，这种纷争既影响决策效率和决策的科学性，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虽说民主过程天然就是一个扯皮的过程，扯皮也有利于各种意见的交锋，但是如果控制得不好，就会把扯皮推进到误事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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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把行政权委托给掌权者（行政官）时，又把一部分权力委托给人民代言人（人大代表或议员，古罗马时期叫“保民官”），以便让他们以民意代表的身份间接贯彻民众意图，并制约行政官。民众向人民代言人让渡、委托、授予的权力主要包括立法权、间接选举权、罢免权、决策审议权、质询权和监督权。人民代言人掌握较多权力，不仅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还是民主和精英治理结合的一种形式，因为人民代言人既是“民”，本身又是社会精英，他们是民意和精英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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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代言人的权力与掌权者的权力存在本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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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者和人民代言人都在摆弄公权，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官。不过一是“行政官”，一是“保民官”，二者角色不同、职能不同。“保民官”的设立意味深长，它说明古罗马人已经看到，执政官（掌权者）与民众是站在河两岸的人，执政官存在着偏离民众、伤害民众甚至鱼肉民众的可能性，所以要由民众选出专门的保民官来与之较量和制衡。显然，议员和人民代表实际上都是现代“保民官”。“保民官”虽然也是掌握权力的官，但他们比较容易和民众站在河岸的同一边，而不是站在掌权者那一边。这是因为他们手中的公权与掌权者手中公权性质不同。掌权者的行政权的施行对象是民众，容易与民众发生矛盾、摩擦和冲突，他们直接决策并操作公共事务，直接掌握资源分配权和惩罚权，还有很多利用自由裁量权向他人施惠或加害的机会，因此他们破坏公正、交易私利、伤害民众的可能性较大。人民代言人（保民官、代议者）的公权施行对象是掌权者及其决策行为，而不是民众及其社会活动，他们不掌握公共资源，也不直接操作公共事务，不能利用自由裁量权向民众施惠或加害，因此他们一般不会伤害民众，会和民众站在一边。只有在被掌权者收买、背叛民众托付的情况下，他们才会与无良掌权者狼狈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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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人民代言人（代议者）的权力范围和对公共决策的介入深度呢？从执政官（掌权者）方面来说，范围越窄越好，深度越浅越好，最好是零。从人民代言人的角度说，则越宽越好，越深越好，最好由他们直接执政。如果撇开双方的权力私欲，从公心出发，人民代言人的权力范围和介入深度就有科学讲究了。范围太窄、深度太浅不利于权力防腐和民主决策，太宽和太深则不利于决策效率。太宽和太深的情况还没有典型的案例，太窄太浅的典型则有很多——所有把民意代表作为摆设的专制国家都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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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所有追求政治文明、尊重民众意愿、反腐态度真诚的国家都会适当扩大人民代言人（议员或人大代表）的权力范围和介入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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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言人的权力中，选举权、监督权基本不会与行政权发生“结合部”问题，但“决策参与权和决策审议权”会与掌权者的行政权发生“结合部”问题，它涉及到在决策上应该由谁主导的问题（美国就经常发生总统和议会的矛盾、冲突）。我看这个问题应参照股份公司的决策机制来解决。股份公司的股东会享有最高控制权，经营权由企业经营精英掌握。公司决策的主导者，不是股东会，而是经营精英。经理们先把决策方案提出来，再交由股东会审议批准。这种精英提方案、主人审议拍板的方式，可以把精英的能力优势和主人的“关切度优势”及最终控制权结合起来。社会公共事务决策的基本程序也应该是：先由掌握行政权的精英们提出决策方案（议案），使掌权精英们的信息优势、能力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然后交由人民代言人审议批准，以保证决策不背离人民的利益和价值偏好。代言人组织有否决掌权者所提方案的权力，也要有自己独立提方案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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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人民代言人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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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人民代言人有效地履行其参与决策、监督权力、反映民众意志、保护民众利益的职责，必须在体制设计上解决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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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民代言人应该具有广泛而合适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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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位、不同地位的人们，虽然都是“人民”，但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决策偏好。因此人民代言人组织应该由各界人民的代言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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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是否可以兼任人民代言人？从“无权的多数人”控制、监督“掌权的少数人”的相对关系和事物逻辑来说，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如果官员兼任人民代言人，势必稀释民众对权力的控制和监督，官员代表的比例越高，这种稀释就越严重。当比例接近或达到百分之百时，民众对权力的控制和监督就不存在了。官员只应列席本地区议会，但可以小比例地占有上级议会的人民代言人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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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民代言人应该具有足够的能力和水平，可以担当分析、判断、评议、批评、建议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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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言人的水平、能力与人民对权力的控制力成正比，把高素质的人选为人民代言人，既是保障人民利益的需要，更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需要。应该有一定比例的人民代言人走专职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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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设计好人民与人民代言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让人民考核并促进人民代言人的忠诚度、责任心和工作绩效，保证人民代言人与人民的同一性，防止他们被掌权者收买或同化，使其既有足够的权力又不滥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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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人民代言人是由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他也不一定能够真正代表人民。代言人自己的意志和人民大众的意志可能是两回事，怎样提高代言人意志和人民意志的同一性，是代议制的一个基本问题。显然，人民群众需要对人民代言人的忠诚度、责任心和工作绩效进行考核、评价、质询、检验。怎么实施这种考核、评价、质询、检验呢？可以提出如下几种可供选择的思路：（1）由全体选民对代言人的工作进行定期的投票，用信任票和不信任票来传达民意和压力。（2）让次级人民代言人监督人民代言人，比如一个社区有几十万选民，他们首先选出了几十个人民代言人的候选人，再从这几十个候选人中选出几个正式代言人，那几十个未选上的候选人就成为“次级代言人”，给他们赋予如下职权：一是广泛收集本选区的民众意见并把这些意见传递给正式代言人；二是充当正式代言人的智囊团，为正式代言人在议会中的意见表达提供信息支持和智慧支持；三是对人民代言人进行督查和评价，包括投信任票。（3）在中国“两会”格局下，也可以把政协委员定义为“次级人民代言人”，让他们支持、评价、检验、督查人民代言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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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防止人民代言人被掌权者收买（或同化）和滥用权力问题，这里还只能提出问题。有一点应该明确：人民代言人也是人，是人就可能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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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民代言人组织的根本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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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力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具体办事的权力，另一类是把握方向、驾驭社会的权力。前者是行政权、管理权，后者是政治权、监控权。前一类权力由官吏阶层掌握，后一类权力或者由政治集团掌握，或者由政治集团与人民联合掌握。一个社会的权力生态固然与行政权、管理权配置有关，但更根本的决定因素是政治权、监控权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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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言人组织应该掌握的政治权、监控权主要是下面几个方面，它们是一个社会的根本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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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执政党的政治理念指引下，制定、修改宪法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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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真正的竞选—投票方式决定掌权者人选，促使他们为了获得或保持权力竭力对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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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重要议案（如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方案）进行审议批准，以实现人民对重要政府决策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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