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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生物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生物人与兽无异，在性欲方面天然要求“多元化”，社会人从道德规范和社会和谐出发，要求人的性欲专一、排他。坚持专一性、排他性的社会人与渴望多元化的生物人之间的人兽大战永远没有穷期。人是我们的，兽也是我们的，不论人胜还是兽胜，我们都不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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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道德规范与兽的多元需求的永远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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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两性关系当然是人人都只在婚姻内发生性活动，并且从一而终，恋爱男女也不发生婚前性行为。然而，理想的事物从来都是脆弱的，现实状况总是与理想不一致。为什么现实中很多人不愿意把性活动局限在婚姻之内，而要进行非婚性活动？对于未婚恋人来说，那是因为强烈的情欲克制不住。已婚者寻求婚外性活动，总的原因也是婚内性活动不能满足其情欲。这又分为几种情况：其一，缺乏爱情的“勉强婚姻”的外补需求，即不满意婚内性对象，只好在婚外寻求中意的对象以弥补婚姻的遗憾。其二，成功的中年人的“修正婚姻合同需求”，即结婚时基本满意，一二十年后婚内性对象不再满意，强势的一方终止婚姻合同另觅新欢，或者表面上维持原婚姻合同，在外面订立新的非正式合同。其三，纯粹的多元化需求，人（特别是男人）就其本能而言，是希望和一切令自己动心的非血缘异性发生性活动的，中国皇帝就是活标本。为什么人们要多元化，要喜新厌旧呢？因为性爱有个可怕的特点：性爱价值的实现在于不断突破，它天然害怕循环往复带来的麻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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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生物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生物人与动物、野兽无异。社会人则有法律规范、伦理道德、心灵精神等方面。虽然社会人（人的社会性方面和心灵方面）又包括神和魔两个方面，但他总是以“非兽”的一面出现。所以简单来说，人是社会人和兽的统一体。人养着他身上的那个兽，与它同呼吸共命运，并感受着它的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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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的本性是逃避一切生理上的痛苦，追求一切生理上的快乐。兽的最原始最深刻的生命欲求是食物和性。没有食物兽就会死亡，没有性不会死亡，从这个角度看，性的重要性不如食物；但是兽的性欲迫切度比食物迫切度大得多，因为得不到食物时，饿伤的只是身体，得不到性时，饿伤的是生命的本质。食物饥饿带来的是机械的疼痛，性饥饿带来的却是僵死的痒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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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食物扩展成为以“衣、食、住、行”为代表的各种物质，食欲扩展成了内容丰富的物质欲望。人和他身上的兽在物欲上是非常贪婪的，总是要求更多、更好。不过只要在财货的获取上不违法，社会可以宽容人们的物欲贪婪。你吃得再多再好，穿得再多再好，都不会有“纵欲”的棍棒朝你打来。甚至可以说，人类每天都在千方百计地实现自己在物欲方面的贪婪，还以这种贪婪的实现为成就。但人在性欲方面贪婪，却总是遭到遏制和打压，以致人的“食色”两方面的欲望，看上去像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跛脚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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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交性、多元性是兽的欲求，独占性、排他性则是人的主张。滥交性与独占性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兽大战。文明为了避免滥交带来的麻烦，号召人向兽宣战，制定种种规范和罚则打击滥交（包括偷情式滥交、重婚式滥交和嫖妓式滥交）。看起来人把兽打败了，但人并没有成为赢家。兽是谁啊？不就是那个与你生死同行、休戚与共的生物人吗？你克制了它的欲望，让它处于压抑、饥渴的状态，你能舒服、自在吗？尽管如此，对兽还是不得不约束，如果让兽随心所欲，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人要成为人，就必须永远生活在人兽对抗的状态中，这是人的悲剧性宿命，也是人获得做人的尊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弗洛伊德认为，文明对滥交的禁止使人处于巨大的性压抑状态，磅礴的性能量不能从滥交中宣泄出来，于是转化为科学创造、艺术创造和推动其他事业的巨大动力，也就是人不得不通过干其他事情来分散他的性压力和痛楚。遗憾的是，人在物欲方面的贪婪可以通过合法积累财富的途径去实现，在性方面的贪婪（滥交）却找不到任何合法的实现途径。结果是，要么你像贼一样违法地实现性欲贪婪，要么把你的性欲压抑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不论你走哪一条路，你都不能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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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对待多元需求与性道德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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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尤其男人）之所以不满足于一个性对象，有下列几个原因：第一，一个性对象不论他（她）怎么完美，也不能完全代表和囊括异性的所有光彩和价值，其他异性身上总有“我”求之不得的美感和性感，人的贪婪本能必然想要去捕捉这些美感和性感。第二，即使自己的配偶在结合时是比较完美、比较中意的，时间久了，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作用下，也会导致“久入芝兰之室不识其香”的现象，需要有新的对象来唤起兴奋感。中国皇帝最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一个再漂亮的妃子，也只能热乎一段时间，总要不断推陈出新。第三，大量当初找的配偶就不如意的人，需要寻找新的对象弥补当初就存在的遗憾，这是一种“脱贫式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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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欲多元性与独占性、排他性的悲剧冲突中，可恨的根源在哪一端呢？如果要消除二者的悲剧冲突，应该放弃多元性一端还是放弃独占性、排他性一端呢？从道德主义和宁人息事的角度看，当然是要放弃多元性一端。但是，设想一下，如果人性中没有对性的独占性，那又如何？岂不是皆大欢喜？让我们做个试验吧：上帝让人做一个选择，如果人类渴望多元性，他就帮人去掉人性中的独占性和排他性；如果人类希望保住独占性、排他性，他就帮人去掉多元性（即让人获得一个性对象后不再对任何其他异性产生感觉）。请问，如果上帝真的如此开恩，人类会让上帝去掉哪一个呢？可以想象，如果让全人类投票公决的话，结果恐怕会是请上帝去掉独占性和排他性。因为多元性带给人万紫千红的美丽，而独占性不过是一个酸溜溜的搅屎棍！正是由于多元性本身具有莫大的价值，而独占性本身并无价值，所以，与其说是多元性这个滥情的坏蛋触犯了独占性的尊严，不如说是独占性这个酸溜溜的搅屎棍破坏了多元性的好事。既然如此，那么当两个东西打架时，人类一定只能帮那个酸溜溜的搅屎棍吗？话又说回来，那个酸溜溜的搅屎棍在坏人好事的同时，也有重要的正面功能，就是防止人沉湎于情欲之中不能自拔——如果上帝不为人设置这个讨厌的“刹车”，人类整天泡在甜蜜蜜的温柔乡中，不把自己玩死才怪！这个分析是要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多元性本身是有价值的，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把它打死，而要对它保持适度的宽容。独占性虽然有存在的必要，但也不能得理不饶人，更不能推向极端，需知它毕竟是以一个本身没有价值的东西破坏一个本身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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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刘再复等著名人文学者也主张对人们情欲的多元化持宽容态度，因为他们肯定性欲、情欲的实现在人生中的巨大价值；承认人们在性欲、情欲强度上的惊人差异；承认不同的人在处理性关系时，性（肉欲）、爱（心灵情感）、理（理智、责任感、道德自制力）的比例各不相同；承认人们的性欲实现形式千差万别（情愫、暗恋、恋爱、意淫、春梦、自慰、婚外恋、好而不恋、恋而不性、性而不婚、婚前性爱、婚外性爱、夫妻性爱、直至偷窥淫乱等），各种性爱形式都有其存在原因，不能以一个一元化的尺度规范一切、剪裁一切。一元化的性爱观，如果推到极致，就是嫁于一，从于一，死于一，就是贞节带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会对人性形成极大的摧残。特别是当这种一元化与政治结合起来时，危害更大。政治一旦介入两性关系，人们的隐私权就会被破坏，两性之间的自然关系和人们的性权利就会被绑架在政治战车上而惨遭蹂躏。所以李泽厚明确提出：“可以有各种不同层面、不同比例、不同种类、不同程度、不同关系的性爱。不必为性爱这种多样性、多元性感到害羞，而应当感到珍贵。”在行为规范上，他一方面反对婚姻与性爱上的随意性、不负责任和损人利己，另一方面又主张对性爱宽容，并提出“三不原则”作为性爱底线，即不要得艾滋病、不要怀孕或使人怀孕、不要早结婚。（见刘再复：《李泽厚美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第153—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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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者会主张让人把兽彻底打败，把一切道德规范之外的性活动彻底扫除，实行完全的贞节主义（包括婚前不能有性接触），这样做固然政治正确、道德先进。但是不要忘了，任何性压抑都会砍伤生命，任何性开放都包含着罪恶和生命价值实现两个方面。“人”是我们的，“兽”也是我们的，我们不能因为兽欲泛滥而淹没了人，也不能因为人的理想而完全扼杀了兽欲。人的两面性决定了性文明、性规范不能在人和兽的矛盾中走向哪一个极端，只能游走在中间。“中间地带”（也即“争议地带”）由一条顶端线和一条底端线构成。顶端线是完全符合道德规范的理想线，底端线就是性文明的底线，它应该界定为：人支配自己身体的性权利和性自由不能被滥用到践踏人的基本尊严的程度，不能导致社会整体上的道德崩溃。两条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就是人类性活动的现实区域。当现状离顶端线（理想线）接近时，人们压抑的痛苦较多，而罪恶较少；当现状离底端线接近时，人的性宣泄较充分，同时罪恶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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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宁愿要较多的痛苦，还是要较多的罪恶呢？没有人喜欢痛苦，也没有人喜欢罪恶，但人必须做出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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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性就天然是一个烦人的钟摆，它的一端是压制带来的饥渴之苦，一端是放开带来的泛滥之恶；让人饥渴是不道德的，罪恶泛滥又不能接受。在压制—饥渴和放开—罪恶的两端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和谐均衡，人类始终只能在两极之间来回摆动，以寻找勉强的动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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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规避不良后果出发建立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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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不论是纯粹的性事，还是包含在爱情婚姻中的性事，其本质都是人的一种以性欲满足为目的的消费行为——性消费行为。商业性性行为是纯粹的消费行为，和吃喝玩乐一样，目的都是感官快乐；爱侣之间的性行为包含着情感成分，同样也包含着性消费（性欲满足）内容。当爱侣的形象和体态变得难看时，情感还在，但性爱意愿（消费意愿）必然大受影响，这就是明证。一个人看儿女时只有疼爱的眼光，看情人时则除了疼爱外，还会带着消费者（食客）的眼光。作为“消费者”的人天然希望消费对象品种繁多、花样翻新，害怕千篇一律、重复枯燥，吃菜、听音乐、旅游，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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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社会角色的人却要坚持独占性、排他性和专一性，二者之间的冲突是人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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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满足生命欲求有赖于消费权利的实现，满足物质欲求有赖于商品消费权利的实现，满足性欲需求有赖于性消费权利的实现。但是，任何消费都要以不带来严重后果为前提，对于那些带来严重后果的消费，社会必然要限制或禁止它。不存在道德问题的物质消费，当它产生不良后果时，也要进行限制和禁止：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因为那会影响别人的健康；开车前不能饮酒，因为那会出车祸；珍稀动物不能食用，因为那会破坏地球的生物多样性；豪宅消费也要限制，否则会挤占别人的生存空间；汽车消费有时也要限制，否则不利于交通通畅和环保。吸毒原本也是一种与道德无关的物品消费，但它却必须绝对禁止，禁止原因不在道德，而在其后果格外严重。烟酒也是一种“良性毒品”，但因其后果不严重，所以对烟酒消费只需限制不需绝对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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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某种性活动（其中包含性消费）要不要限制、禁止，不应该取决于它的形式（性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消费对象是人本身），而应该取决于它会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性消费有如下几种：婚内性消费（又可分为“既合法又有爱情的性消费”和“仅仅合法的性消费”）、有爱情但不合法的偷情式性消费、商业式性消费、文艺影视品性消费。不论是哪种性消费，只要它会产生不良后果，都有必要对它进行限制甚至禁止，而且限制和禁止的力度与它的不良后果严重程度成正比，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反过来就是：当一种性消费没有什么不良后果时，就不必限制和禁止它；当一种性消费的不良后果较小时，对它的限制和禁止力度也应较小。这原则暗含着两个出发点：一是承认性活动对人的巨大价值；二是规范各种性活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规避它的不良后果，而不是对它作道德审判。婚内性消费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方面的问题，但是，一旦它带来过度生育、人口膨胀等问题，就也要对它进行限制：结婚年龄限制是通过规定性活动的法定起始时间来限制它的不良后果，强制节育和绝育则是通过技术介入性活动来限制它的不良生育后果。为什么婚姻法禁止人们十多岁就结婚？这里法律考究的不是道德问题（十几岁结婚也不违背道德），而是有无不良后果的问题（结婚太早对青少年的学习和成长不利）。这是对我们“后果高于道德”论点的一种佐证。2005年，北方某省一对夫妻在家看成人影视片时被警察发现，警察一腔义愤地把他们抓了起来。后来事情闹开了，社会普遍觉得警察抓他们于法无据，上面也不支持这种行为，于是不得不放了他们，并向他们道歉。没有人出来解释为什么，因为这种事情天生具有尴尬性，不好大张旗鼓地讲。只做不讲是策略，但后面的道理却是明确的——没有多少不良后果的性消费行为不应该用法律武器打击。这又是一个对“后果高于道德”论点的佐证。佛教禁止杀生但不禁止砍树、割草。树木、花草也有生命，为什么可以杀而动物不能杀？因为宰杀动物会带来痛苦而砍树割草不会带来痛苦。可见佛教对“杀生”的界定也是根据有无不良后果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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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旗手和统帅，鲁迅、胡适、蔡元培等高人都曾是他旗下大将。这位旗手不仅狎妓出了名，后来在狱中还大大方方地跟前来探视他的女人做爱。监管指责他，他却说：“老子人犯了法，但老子的性机能没犯法。”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犯人有没有性消费的权利？更具广泛意义的一个问题是：人的性消费权利的边界在哪里？似乎存在这样一个特点：由于性的神秘性和尴尬性，性权利的边界不好完全公开地划定，白色部分可以公开划定，属于中间地带的灰色部分恐怕只能以社会风俗的形式来隐秘地划定。恋爱者婚前性行为就属于灰色部分，处于非婚状态的中老年人之间的非婚同居行为也是灰色部分。所有灰色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宜公开肯定，因为道德上不能支持它们；也不宜法律明确禁止，因为人们需要它们，而它们又没有严重的后果。对灰色部分的约束主要应该依靠道德和习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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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上述道理之后，对性的三个方面——辉煌性、尴尬性、罪恶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开辟一个新的视界了：第一，无论什么性活动，只要是自觉自愿的，就都有辉煌性；第二，无论什么性活动，都包含着尴尬性，因此只能私密地进行；第三，尴尬性（不适性、不洁性、不宜公开性）不等于罪恶性，不是所有性行为都具有罪恶性，只有那些带来严重不良后果的性活动才具有罪恶性。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有古人那种“为后也，非为色也”的负罪感了，法律限制、禁止的对象和力度也有根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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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遍地红，人与人不同。有不少人可以模范地遵守性道德规范，不会企图越过理想线进入有争议的中间地带。从道德角度说，他们是道德楷模，从哲学角度说，他们是“自制力大于情欲力的人”或“情欲力小于自制力的人”，相反，那些企图进入中间地带的人们则是“自制力小于情欲力的人”，或“情欲力大于自制力的人”。人们在情欲强度及自制力上的巨大差异如同在智力和嗜好上的巨大差异。处在不同的力的均衡点上的人们，彼此都不能代表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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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维护社会和谐的角度说，应该肯定人的地位高于“兽”的地位，应该提倡人严格约束自己身上的“兽”，把狂野的兽欲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并对那些能够模范地遵守性道德的人给予褒扬和敬意。这样做的出发点仍然不是道德审判，而是为了减少不良后果。人类始终应该在性的辉煌性和它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之间寻找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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