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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元素：人类不变事物中的基本构件 八、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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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光明与黑暗与它的信仰状态有很大关系，中国几千年来，基本上是一个重俗世、唯物欲的“唯物”主义国家。中国人信仰淡薄，是所有观察者的共同结论。信仰淡薄的必然结果是人的动物化和灵性生命枯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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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主要靠儒家的世俗伦理道德来维系，而不是靠宗教伦理来维系。儒家学说也叫“儒教”。但“儒教”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因为宗教都有神性的超越，而儒学只是处理世俗关系的学说，没有神性。它甚至连生死大问题都没有涉及（学生问孔子怎么看待死亡，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对生死大事采取回避态度）。虽然儒学也提到“天人合一”等命题，但是既无系统理论，又无清晰概念，只是一个模糊的“天地意境”。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的世俗性、非超越性，对中国人的“现世主义”、“实利主义”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虽然具有明显的超越性，但道家（道教）不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也没有提出一套指导人们生活、处理社会关系的宗教性伦理道德体系来。总之，中国人的精神领域、意识形态不是宗教性的、不是超越的。因而中国人在信仰上从来都是淡漠的、不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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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的精神寄托、生命超越的需求总是存在的，既然主流意识形态不能提供正面渠道，人们就只好走旁门左道了，就是敬拜形形色色的神——山神、树神、灶神、土地神、财神、关帝（关云长）、太上老君（老子李聃）等。汉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才有了一些宗教色彩。但是佛教并没有成为中国的国教，中国从来就没有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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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中国人以信仰淡漠著称于世。当代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有宗教信仰，可是十四亿中国人中，有宗教信仰者估计在一亿左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比例水平。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可以说是历史传统造成的，中国人从来就重现世、重俗务、重实利，轻来世、轻精神、轻信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传统呢？原因非常复杂，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专制集权制度下，世俗权力强大无比，神的实际地位也在皇权之下，皇权可以抬举一切，也可以碾碎一切，所有的宗教神职人员都对皇权诚惶诚恐。这种状况使人们觉得，跪拜神灵还不如跪拜权力。相比在利与害上立竿见影的权力，虚无缥缈的神灵显得无足轻重。另一个原因是，神、宗教是虚幻的精神性事物，而重俗世、重实用、重实利的中国人缺少抽象思维和精神需求。哲学家周国平先生认为，中国人不重视精神价值，中国文化缺少精神性。中国人不热衷探究宇宙奥秘、生命本源，只是热衷于探讨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哲学和指导人们过日子的人生哲学。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人是什么？为什么活？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这是人面对宇宙时向天地的发问，它要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这使西方人生哲学走向灵魂哲学和宗教。中国人不热衷这些，只思考“应该怎么活？”即怎么过日子、怎么与人相处——这是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的提问，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走向了道德哲学、伦理学。眼光局限于日常生活，不思考宇宙奥秘、生命本源问题，没有问天问地的精神，使中国人既不善于钻研大自然的奥秘，又不善于钻研生命的奥秘，于是他们没有深刻的精神需求和虔诚的宗教感情（参见《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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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信仰的淡漠令西方人吃惊。19世纪中后期西方人侵入中国时，也带来了他们的宗教。当他们要中国人接受西方宗教时，原以为会遭到激烈反抗，哪知中国人对信仰满不在乎，你要他信什么教，他一口答应，你要他不信什么教，他也一口答应。他们发现，中国人根本不把信仰问题当回事，认为跟世俗利益的重要性无法相比，更不能理解西方人为什么要为信仰打仗、要用生命捍卫信仰。这样一种轻视宗教信仰的传统，使中国成了一个基本无信仰国度。一个中国青年在美国读博士，美国同学问他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们没什么信仰不信仰的，通常这个话题都不被提起，就是工作、赚钱、过日子，然后死去。美国青年吃惊地问，没有信仰那你们怎么过呀？非洲黑人也不理解无信仰的中国人怎么生活。一篇网络文章说：“在非洲，到政府部门办事或到法院参加诉讼，都要填写各种表格，其中有一项就是宗教信仰。这让我很为难，我填写什么宗教信仰呢？共产主义不是宗教信仰呀，我只好空着。他们问我怎么不填写信仰，我说我无信仰。他们疑惑不解，人怎么会没有信仰呢。后来，很多非洲朋友总和我说起宗教信仰一事，问中国人去不去教堂，信仰什么宗教。2009年复活节，喀麦隆BUEA大学一个叫Zita的学生还发短信问我是否相信耶稣复活。中国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可信教者是少数，来非洲的中国人也大多没宗教信仰。非洲人见中国人星期天也不休息，从来不去教堂，对中国人的人生态度甚是不解。他们说，工作赚钱是人生的过程，但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一种精神追求，人生的归宿是与上帝在一起。”（刘植荣：《非洲人眼里的中国人》，见2012年2月1日搜狐新闻之“世界观：欠发达国家民众如何看待中国人”。）如果有人问我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我会回答说：少数中国人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多数中国人信仰“金钱拜物教”和“权力拜物教”，尤其笃信“权力拜物教”。但是，无论怎么狂热地拥抱金钱、权力，也只能得到一些世俗利益，并不能使自己的精神生命获得超越，要寻找生命超越之路，还只能从非世俗的精神途径去寻找。权倾天下、万古留名的秦始皇，还要派人寻找不死药，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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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说欧洲、美国、大洋洲是基督教世界，中东是伊斯兰世界，俄国是东正教国家、印度是印度教国家，但你无法说中国是什么宗教的国家。中国人在政治上是高度统一的（这与“权力拜物教”互相促进），但在精神信仰上是不统一的、分立的、淡漠的。它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人们精神匮乏、心灵苍白，并容易走向行为动物化、精神荒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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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信仰的情况下，人很容易动物化，而动物化的人类是很难治理的。中国有的地方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成建制地”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有毒食品和假药，这种整体堕落行为大量存在，说明在那些人的心中，只要能够逃避法律打击，或法律打击不严重，就什么都可以做，正应了“文革”时的一句话——“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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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人有一个美德，如果你是假药、有毒食品制造者的亲友，他会悄悄地告诉你鉴别真伪的知识，以便让假药、有毒食品只毒害那些非亲非故的人，中国人毕竟是重情义的。另外，中国人还会想出自保的办法。比如在食品安全风声鹤唳的情况下，一些权贵阶层会建立自己的“特供”食品体系。富人也会用金钱建立自己的特供渠道，他们在市郊租几分地，包几个菜农，关起门来“直供”绿色食品。但这要以中国式的“熟人信任”为前提，一旦离开“熟人信任”，任何绿色标签都不能信任。问题是，搞鬼的不只是食品领域，所有领域都在搞鬼，官人腐败，学人剽窃，商人欺诈，以至于古老中国都要改名为“山寨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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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2005年第7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文章，作者是印度人帕兰杰毗，从中可是看出中印两国人在信仰上的差别，下面是该文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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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中国相邻，却又被高耸的喜马拉雅山隔开，中国人的想法和做法和我们大不相同。双方的差别可以归结为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人生观。中国人是现世主义者，而印度人是“来世主义者”。中国人只相信今生今世。在他们看来，眼前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也是生活的目的所在。由于在他们眼中只有“今世”，中国人愿意尽力过好每一天，让自己过得舒适和富足。他们更愿意面对现实，做实用主义者。印度人相信宗教，并幻化了诸多神灵以供敬仰。敬神是出于畏惧，或想得到切实的好处（发财、升官、得子）。印度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取悦神灵，并创造出天堂和地狱概念及作孽和积德等概念。虽然佛教试图将许多印度教的教义传入中国，但中国人依然不像我们这样来看待孽与德。佛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都曾传入过中国，但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仍然显得不冷不热并带有功利主义色彩。印度人为自己注重精神世界而自豪，因此他们信仰精神与灵魂，中国人却极度看重物质享受，不把精神、灵魂、信仰当回事。印度人依靠来自宗教哲学的豁达和自信来显示自身的优越感，而中国人则谨慎而仔细地应付着俗世事务和人际关系。印度人关于来世的人生观使得他们将超度灵魂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他们相信身体禁锢了灵魂，是灵魂超度的障碍。因此，人生的目标不是用美食和好酒来满足身体的需要，而是把身体当做一个需要对付的东西。出于这种原因，许多印度人变成了素食主义者。中国人则正好相反，他们用美味的食物和漂亮的衣服来放纵身体，并用其他财富炫耀自己的价值。总之，印度人重内心、重灵魂，中国人重欲望、重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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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上差别，也存在于中国人与基督教世界或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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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有没有宗教信仰，的确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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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理性论域的事物，宗教信仰是灵魂论域的事物。宗教信仰解决不了物质领域的问题，科学也解决不了灵魂领域的问题。不管科学昌明到什么程度，物质进步到什么程度，生和死都是过不去的关。财富、科学和法律只能解决物质领域的问题，不能解决精神领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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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元素：人类不变事物中的基本构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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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是做学问，而是自由创作。做学问难，创作比做学问更难。做学问犹如交友，付出时间和精力就行；创作犹如恋爱，需有震撼心灵的真情才行。我的这本小书轻如鸿毛，却也付出了真情。相对于我的能力而言，它是一个艰巨的工程。撇开动笔前的漫长省悟不说，光写作、修改就花了近十年时间，很多章节做了多次推倒重来式的改写，局部修改更是不计其数，各章篇幅也都做了大刀阔斧的删减、压缩，最终的篇幅只有初稿篇幅的三分之二，书中的一些问题，甚至像毒蛇一样缠绕了我大半生。十年面壁的沉思，水滴石穿的坚持，智者大概都不会这么做。人生苦短，快乐为上，为什么有些人要去做负重而行的愚公呢？依我看，如果一个人要耗费巨大的生命资源去干一件事，其首要的动因一定是个体生命中的宿命式驱动力，而不是主观愿望。我竭力写作这本书，是因为我的生命轨迹驱使我这么做，也可以说是天意令我这么做。我走这一步，是因为我走到了这一步。其实世人所走的每一步，何尝不都是在其自身规定性（性格、能量、偏好）和外在情境双重制约下，认为最应该走的那一步，因而也是必然要走的那一步？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持的观点：一个人走的路是他所能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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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得以写成，与各方面的支持、帮助分不开，我对这些支持、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首先要感谢我现在供职的湘潭大学，它的自由学术氛围和非急功近利的、激励人而不催逼人的人力资源政策，使我得以完成“十年磨一剑”式创作。我要感谢商学院院系领导在工作负担上给我自由，从而在写作时间上给本书提供了利好。我因写作这本颇耗心血的非职务“闲书”，疏离了狭义功利，给家庭带来了不小的机会成本（理解曹雪芹何以自嘲“古今无用第一”的人，就能理解这种机会成本），我的妻子邹勋佩女士历来与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共同承担了本书带来的机会成本，并且为它做出了重要的间接贡献，我对她深表歉意和谢意。我的女儿熊唯伊也分担了这种机会成本，并为本书做了搜集资料的工作。我要感谢我的中学语文老师苏绍兴先生，他一直为我的写作提供精神支持，使我在中学毕业几十年后，仍然享受着来自老师的关心、鞭策和激励，他还像批改我的中学作文那样，为本书提出了若干中肯的文字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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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金鹏、杨春梅伉俪为本书所做的重要贡献。具有宽厚学识和哲学思维习惯，多年在金融证券界打拼的金鹏先生对现代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矛盾有深刻认识，因此他对本书第一章、第三章和第七章的论证完善和观点矫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杨春梅女士是资深中学教师，她对本书第六章论及的知识压力和学习方法问题有深切的认识，为这一章提出了颇有见解的观点和修改意见，并提供了若干案例和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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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尤其要感谢廖斌先生和黄泽衡先生。廖斌先生是具有社会影响的优秀企业家，他不仅有卓越的经营、领导才能，而且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和深刻的哲学思维能力。他在阅读书稿后，从把握社会事物本质的高度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战略性修改意见，并对全书篇章结构、内在脉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针见血的见解。我和黄泽衡先生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交往，有着长期的思想交流。在我写作本书的整个过程中，从选题立意、论域确定到一些具体观点的形成，都有他的智慧贡献。他是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企业经营者，却对社会事物有着敏感的认识，本书的不少观点，都是在我们喝茶聊天时产生、明确的。除此之外，他还为第八章“美丽的罂粟花”贡献了部分精彩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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