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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支持丽贝卡·D·科斯塔等人的观点，我们要做寻找出路的实干家，而不是推断末日的预言家。因为预言家们会说，由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人类已经没多少时间来想出对策。我们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能再沿用那些适合我们原始祖先但却将我们逼向险情的情感和反应方式。我们需要运用知识和理性，诚实地将自己视为一个物种。我们需要理解日益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并且找到出路。在《即将崩溃的文明》中，科斯塔女士力劝我们利用遗传得来的更好的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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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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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崩溃的文明：我们的绝境与出路 “守夜人更鼓的尖利爆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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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在深夜无人的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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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听到过哪一种抽打空气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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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它这样充满了危急，和求援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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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H·萨维奇（Edward H.Savage），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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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崩溃的文明：我们的绝境与出路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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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阴雨连绵、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坐在E·O·威尔逊（E.O.Wilson）位于哈佛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后面的办公室里，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把显而易见的东西说出来，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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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警告从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自然主义者、美国境内唯一因个人观点而遭到人身攻击的科学家嘴里说出来，令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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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预言了我将面临的问题：由于我使用“进化”和“生物障碍”等词语来解释为什么政府领导人和专家会陷入僵局，我的言论必将受到监视、批评、非理性的反对以及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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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已经无力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要留给后代的这个世界，较之先辈交给我们的时候，糟糕了许多，可以说是危机四伏，而我们还不能确定地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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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威尔逊以其魅力十足的南部口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一直怀疑的东西：一旦我们发现了造成僵局的原因，它将是非常直观、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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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总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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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2006年之前，我根本没有写《即将崩溃的文明》这本书的打算。它的最终成型源于六件事的共同作用，而这六件事的发生时间跨越了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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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是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的发表。达尔文揭示了所有生命形式——包括人类在内——的缓慢、持续的进化步伐，通过适应环境来提高生存机会。时至今日，他的发现依然是支配地球生命的最重要的科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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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1953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es Crick）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他们一起破解了达尔文理论成立的机制，第一次使人们能够追溯所有生物体的生物成因。一夜之间，进化论从一个广泛接受的理论发展成了可以证明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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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5年E·O·威尔逊备受争议的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发表时，我已经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读大三了。按照威尔逊的观点，基因遗传无论在我们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中都起着很大作用。人类生来并非“白板”。我们生来就具有为了保证物种生存所需的倾向和本能。自然选择很容易解释人类侵略行为、利他主义、囤积癖、竞争甚至择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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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发表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则犀利地道出基因为生存而厮杀的真相。按照道金斯的观点，与其说是物种本身努力想生存，不如说是个体基因的力量。基因自私地希望和需要永存不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支配人类行为以保证绵延不息，甚至不惜破坏集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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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和道金斯的发现颠覆了我曾经接受的大学教育。我热爱生物学，且热衷于从事一种人道主义事业，于是我跟学校软磨硬泡了好几个月，想把学位从社会学改成“社会生物学”。但是大学的回应是“无论两本书的历史意义有多大，也不能成为开设一个新学位的理由”。所以，在1977年，我和另外几个学生很不情愿地接受了“综合社会科学”学科授予的第一个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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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这个空洞的胜利之后，我回到家乡，在那里，第五件事情发生了：人类的生存状况日益复杂，困境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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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我家住在加州北部，四周是杏树园、李树园、未受污染的溪流，以及干草覆盖、生长着百年老橡树的山峦。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片乡野美景很快会成为新技术时代的牺牲品。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到圣克拉拉（Santa Clara）时，“硅谷”已经在发展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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