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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崩溃的文明：我们的绝境与出路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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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阴雨连绵、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坐在E·O·威尔逊（E.O.Wilson）位于哈佛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后面的办公室里，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把显而易见的东西说出来，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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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警告从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自然主义者、美国境内唯一因个人观点而遭到人身攻击的科学家嘴里说出来，令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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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预言了我将面临的问题：由于我使用“进化”和“生物障碍”等词语来解释为什么政府领导人和专家会陷入僵局，我的言论必将受到监视、批评、非理性的反对以及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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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已经无力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要留给后代的这个世界，较之先辈交给我们的时候，糟糕了许多，可以说是危机四伏，而我们还不能确定地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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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威尔逊以其魅力十足的南部口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一直怀疑的东西：一旦我们发现了造成僵局的原因，它将是非常直观、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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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总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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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2006年之前，我根本没有写《即将崩溃的文明》这本书的打算。它的最终成型源于六件事的共同作用，而这六件事的发生时间跨越了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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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是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的发表。达尔文揭示了所有生命形式——包括人类在内——的缓慢、持续的进化步伐，通过适应环境来提高生存机会。时至今日，他的发现依然是支配地球生命的最重要的科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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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1953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es Crick）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他们一起破解了达尔文理论成立的机制，第一次使人们能够追溯所有生物体的生物成因。一夜之间，进化论从一个广泛接受的理论发展成了可以证明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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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5年E·O·威尔逊备受争议的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发表时，我已经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读大三了。按照威尔逊的观点，基因遗传无论在我们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中都起着很大作用。人类生来并非“白板”。我们生来就具有为了保证物种生存所需的倾向和本能。自然选择很容易解释人类侵略行为、利他主义、囤积癖、竞争甚至择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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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发表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则犀利地道出基因为生存而厮杀的真相。按照道金斯的观点，与其说是物种本身努力想生存，不如说是个体基因的力量。基因自私地希望和需要永存不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支配人类行为以保证绵延不息，甚至不惜破坏集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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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和道金斯的发现颠覆了我曾经接受的大学教育。我热爱生物学，且热衷于从事一种人道主义事业，于是我跟学校软磨硬泡了好几个月，想把学位从社会学改成“社会生物学”。但是大学的回应是“无论两本书的历史意义有多大，也不能成为开设一个新学位的理由”。所以，在1977年，我和另外几个学生很不情愿地接受了“综合社会科学”学科授予的第一个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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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这个空洞的胜利之后，我回到家乡，在那里，第五件事情发生了：人类的生存状况日益复杂，困境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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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我家住在加州北部，四周是杏树园、李树园、未受污染的溪流，以及干草覆盖、生长着百年老橡树的山峦。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片乡野美景很快会成为新技术时代的牺牲品。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到圣克拉拉（Santa Clara）时，“硅谷”已经在发展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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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职的第一家公司是Calma Corporation，它由一群科学家组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说服绘图员和工程师不必再手工画图。公司称自己的技术为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Aided Design，CAD）。CAD通过利用计算机工作站创造三维模型进行图纸设计，比起容易出错的手工绘图方式，它能够更经济、更安全、更高效地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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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是将难懂的技术数据译成普通人能看懂的语言。那时我常常和来自斯坦福、伯克利和麻省理工的科学家工作到深夜，努力理解他们的研究，以便提炼出若干通俗明快的要点。对我来说，这是一份理想的工作：不知不觉间，社会生物学已经让我能够扮演科学和社会之间的一座桥梁。毕竟，人类需要先理解技术，然后才能接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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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技术的发展，与半导体和个人电脑进入主流商业市场一样快。仅仅5年，全世界范围内的企业，从安全带生产商到核电站建造公司，都开始用电脑进行产品设计。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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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通用电气收购了Calma。Calma一下子发现自己掌握着通向杰克·韦尔奇所描绘的“未来工厂”的钥匙。我们的新任务是帮助通用电气从一个疲惫的制造业巨头成功转型为20世纪高科技领头羊。我欣喜若狂地向韦尔奇手下的高级经理——一般称为五人小组——作报告，是他们教会我战略性、系统性地思考——在看似彼此不相干的发展趋势中寻找共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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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硅谷高速发展，景象一派繁荣。电脑硬件和软件时刻都在更新，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也呼之欲出。风险资本家更是推波助澜，新兴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由于有猎头在不断寻找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我禁不住他们的频繁造访，不久就离开通用去了一家小公司，这家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光学存储设备。后来我又去了另一家研发电脑联网的公司。到我创建自己的公司，并开始和苹果电脑、惠普、甲骨文、Borland、3M、阿姆德尔（Amdahl）和赛贝尔系统（Seibel Systems）合作时，新奇和复杂渐渐成了被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新技术被采用的速度越来越快，没有人停下来问这种爆炸般的变化能否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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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件事发生在几十年后，那是在2006年，神经系统科学家迈克尔·梅泽尼奇（Michael Merzenich）博士、约翰·康涅斯（John Kounios）博士和马克·荣比曼（Mark Jung-Beeman）博士发表了他们关于人脑如何应对高度复杂问题的划时代的研究。他们关于哪些条件能够培养更高认知功能的调查研究，对于理解人类怎样适应加速变化和复杂性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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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发现——进化论、遗传学、社会生物学、模因论、神经科学和在硅谷漩涡中的工作经历——共同昭示了文明盛衰的生物学原因。今天，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再清楚不过：全球经济衰退，大流行病毒、恐怖主义、犯罪频发、过度捕捞、气候异常，地球资源迅速枯竭，核扩散和教育失败。这些问题乍看上去令人恐惧，但幸运的是，现代文明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文明都更有能力避免灭亡模式的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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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也叫“守夜人的絮语”（The Watchman’s Rattle），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写作这本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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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普通老百姓自愿做守夜人来保护自己住地的安全。他们在住地附近、灯塔和重要机构里巡逻——寻找危险的蛛丝马迹。不过让人吃惊的是，这些古时候的守夜人从不带武器。他们随身带着木制更鼓，这种更鼓能够发出巨大的咔哒咔哒声，一旦发现险情，他们可以召唤大家来帮忙。守夜人的更鼓声是一个警报——呼唤人们从睡梦中醒来，迅速联合起来对抗危险。本书就像夜深人静时分守夜人的更鼓发出的声音——一个求援的召唤。通过依靠目前已知的大众化教育中最强大的武器——人类大脑——来改变人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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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贝卡·D·科斯塔（Rebecca D.Co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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