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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能力——每个人类机体天生的遗传特质——代表了每个文明唯一的共性，因此也就对每个文明的结果的产生起着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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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明白这一点，在解释文明衰败的过程和原因时，我们还是不停地找出除进化之外的很多因素。我们对待达尔文在1859年的发现的态度，就好像这一发现仅仅与我们的穴居祖先或者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上的爬行动物有关似的。进化论越来越被边缘化——被囚禁于生物系的密室，被当成微生物的继子，被降格为只能从后视镜而非前面的挡风玻璃里观看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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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进化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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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150多年的时间里，科学家无法解释支配进化的原则在让人类社会短期内取得迅速进步的同时，又让其迅速瘫痪和崩溃的事实。某种程度上，生物学家将理解进化与现代人类状况之间关系的任务交给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后两者迅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理论。所以日常生活中的进化问题、国家政策，以及持续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根本没有被解释清楚。因此，除了生态运动的一些热衷者和他们的自然主义者同盟，进化原则已经被人为地变得不相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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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下这个事实，我们从未听说美国国会讨论过进化对于解决全球问题的效果。在公司董事会，以及大学经济系、物理系、工程系当然更是闻所未闻。没人会在全国大选、电视脱口秀节目或者法院提到进化，只有在某些偏狭的语境中，比如创世纪和科学之间令人疲惫的辩论中才会涉及这个议题。我们自以为进化对人类的影响已成往事，或者进化只对其他物种有影响，因而对于如今人类所做的荒唐事不起任何作用。简言之，进化已经处于过去时——一双不再合脚的鞋，漂泊他乡的姑妈，睡在后廊上的老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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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解决我们今日面临的高度复杂、极度危险的全球问题，我们必须看清楚进化性演变和现代人类生存条件之间的重要关系。为了最终回答学者们几个世纪以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人类被迫一遍遍地重蹈文明崩溃的覆辙，我们必须先考察所有文明的共同点：我们的行为具有什么规律，不论国籍、种族、智力、财富或政治制度。我们必须观照人类机体本身的生理功能及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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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与生活在500万年前的远古祖先相比，现代人掌握的能力迥然不同。再过500万年，人类的才能将得到发展，这同样也会让我们今日的生活方式看起来非常原始。人类永远是个“半成品”，无论处于什么时期，我们的生物器官只能让我们达到这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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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底是怎样的高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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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导致文明最终崩溃的具体事件发生前，我们会遇到一些障碍，致使发展停滞不前。有些重复发生的障碍，它们是自然的，同时也是可预见的：人类缓慢的生物进化速度和社会飞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导致进步最终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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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玛雅的案例中，他们想不出办法解决高度复杂的大问题，因为他们社会发展的程度已经超越了他们传统的左右脑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人类机体进化了百万年的结果——他们已经无力应对自己所面临危险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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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即玛雅人在最后崩溃时面临问题的严重程度和错综复杂性——气候变化，国内动荡，粮食严重短缺，病毒迅速蔓延，人口激增——超出了他们获取事实、分析事实、创新、计划和行动的能力。他们的问题已经变得太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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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再也“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其面临的问题，这一现象叫作认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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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社会遭遇了这个认知门槛，人们就开始将尚未解决的问题留给下一代，直到一个或几个这样的问题最终将文明推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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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文明崩溃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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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障碍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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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来思考认知门槛：人类大脑发展出新功能的进化速度比人类制造变化和产生新信息的速度落后几百万年。所以，从严格意义的生物学立场来看，人脑肯定会落后。让一个需要几百万年才能调整和变异的器官跟上瞬息万变的节奏，肯定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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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的CBS、ABC和CNN评论员、《和上帝谈政治》（Talking Politics with God）的作者约翰·斯坦顿（John Stanton）这样总结目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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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我看来似乎非常熟悉的世界——一个有公路、学校、杂货店、工厂、农场和民族国家的世界——如果与我们整个进化史相比，仅仅是持续了一眨眼的工夫。电脑的历史比正常年龄入学的大学生只大一点点，而工业革命也仅仅施行了200年。地球上最早出现农业的时间距今也只有10000年，而直到5000年前也才只有一半人放弃狩猎和采集，专门从事农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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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顿随后将这个变化速度和进化速度进行了对比：“自然选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现在还没有经历足够的时间来构思出完全适应后工业时代生活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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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愿意接受，除人脑之外人类在各个方面都有生理局限的事实，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一个人举不起5000磅的重物，不能在30秒内跑一英里，在水下待的时间无法超过几分钟这些事实，我们都坦然接受。我们也能接受这样的考古证据，其表明人脑在过去的250万年里迅速进化。我们的博物馆里摆满了证明我们的远古祖先不具备今日的认知能力的骨骼证据。而且，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同意人脑在未来还会继续进化——它会根据迅速变化的环境条件做出调整和变异，虽然没人能确切地预料如何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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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推断，今天的我们是否也具有认知门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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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以下假设是不理性的：我们进化到具备现在这个程度的、左右脑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假设这能够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流行病毒和核扩散等高度复杂的问题，尤其是这些危险问题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它们是多层次的混乱问题，牵涉很多很多以动态方式运作的变量。我们的问题已经变得太大、太复杂，专家已经难以在“问题实际上是什么”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世界领导人现在完全依赖于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先进模型——用量子物理学进行预测——来演示数以千计可能出现的灾难性情景：如果一枚炮弹越过我们的边境线怎么办？如果一种流行病毒摧毁一个大城市怎么办？如果水或食品被生物武器污染怎么办？如果南北极的冰雪都融化怎么办？没有简单的因果，没有快速的诊断和治疗，也没有简单的左右脑的问题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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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是：当谈到人类机体的进化时，我们是否谈论大脑的能力，能用多长时间跑完一英里，是否能够从容应对在同一时间内既要开车，又用手机打电话和喝咖啡，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的生物能力决定了我们能够跑多快和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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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先进文化与一个生存不下去的文化之间的不同，或许可以仅仅归结为一点：一个社会是否有新的方法来战胜自然重现的认知门槛。我们对自己的生理局限，生物倾向，史前动力和本能的遗留物到底了解多少？我们会采取预防措施来对付它们吗？还是我们将进化原理放到一边，继续重复一个无意识的复杂性和崩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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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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