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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即玛雅人在最后崩溃时面临问题的严重程度和错综复杂性——气候变化，国内动荡，粮食严重短缺，病毒迅速蔓延，人口激增——超出了他们获取事实、分析事实、创新、计划和行动的能力。他们的问题已经变得太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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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再也“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其面临的问题，这一现象叫作认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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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社会遭遇了这个认知门槛，人们就开始将尚未解决的问题留给下一代，直到一个或几个这样的问题最终将文明推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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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文明崩溃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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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障碍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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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来思考认知门槛：人类大脑发展出新功能的进化速度比人类制造变化和产生新信息的速度落后几百万年。所以，从严格意义的生物学立场来看，人脑肯定会落后。让一个需要几百万年才能调整和变异的器官跟上瞬息万变的节奏，肯定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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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的CBS、ABC和CNN评论员、《和上帝谈政治》（Talking Politics with God）的作者约翰·斯坦顿（John Stanton）这样总结目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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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我看来似乎非常熟悉的世界——一个有公路、学校、杂货店、工厂、农场和民族国家的世界——如果与我们整个进化史相比，仅仅是持续了一眨眼的工夫。电脑的历史比正常年龄入学的大学生只大一点点，而工业革命也仅仅施行了200年。地球上最早出现农业的时间距今也只有10000年，而直到5000年前也才只有一半人放弃狩猎和采集，专门从事农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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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顿随后将这个变化速度和进化速度进行了对比：“自然选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现在还没有经历足够的时间来构思出完全适应后工业时代生活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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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愿意接受，除人脑之外人类在各个方面都有生理局限的事实，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一个人举不起5000磅的重物，不能在30秒内跑一英里，在水下待的时间无法超过几分钟这些事实，我们都坦然接受。我们也能接受这样的考古证据，其表明人脑在过去的250万年里迅速进化。我们的博物馆里摆满了证明我们的远古祖先不具备今日的认知能力的骨骼证据。而且，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同意人脑在未来还会继续进化——它会根据迅速变化的环境条件做出调整和变异，虽然没人能确切地预料如何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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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推断，今天的我们是否也具有认知门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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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以下假设是不理性的：我们进化到具备现在这个程度的、左右脑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假设这能够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流行病毒和核扩散等高度复杂的问题，尤其是这些危险问题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它们是多层次的混乱问题，牵涉很多很多以动态方式运作的变量。我们的问题已经变得太大、太复杂，专家已经难以在“问题实际上是什么”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世界领导人现在完全依赖于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先进模型——用量子物理学进行预测——来演示数以千计可能出现的灾难性情景：如果一枚炮弹越过我们的边境线怎么办？如果一种流行病毒摧毁一个大城市怎么办？如果水或食品被生物武器污染怎么办？如果南北极的冰雪都融化怎么办？没有简单的因果，没有快速的诊断和治疗，也没有简单的左右脑的问题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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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是：当谈到人类机体的进化时，我们是否谈论大脑的能力，能用多长时间跑完一英里，是否能够从容应对在同一时间内既要开车，又用手机打电话和喝咖啡，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的生物能力决定了我们能够跑多快和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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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先进文化与一个生存不下去的文化之间的不同，或许可以仅仅归结为一点：一个社会是否有新的方法来战胜自然重现的认知门槛。我们对自己的生理局限，生物倾向，史前动力和本能的遗留物到底了解多少？我们会采取预防措施来对付它们吗？还是我们将进化原理放到一边，继续重复一个无意识的复杂性和崩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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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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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期文明的研究揭示出：在导致文明最终崩溃的具体事件发生前，有两个行为透露出崩溃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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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迹象是僵局（grid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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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繁盛一时的文明无法理解或解释极端复杂的巨大问题时，僵局就出现了。尽管我们预先就能确认这些问题可能导致文明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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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玛雅人在最终灭亡前，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干旱、内战和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然而提前预见这些问题毫无用处。玛雅人没有能力来识别其处境的复杂性，因此基本不可能改善不断恶化的环境。相反，他们像所有高度发展的文明一样，在遇到认知门槛时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把最危险的问题留给下一代，因而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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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认知门槛如同一个强大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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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是完全隐蔽的，所以只有在我们停滞不前时，我们才能知道自己陷入了致命的漩涡。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抗争都无法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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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是，社会处于危险的第一个信号就是陷入僵局。一个文明固执地使用那些曾经用来解决较小、较简单的问题的方法，来对付复杂得多的问题。虽然这些方法如同被困在暗流里的游泳者一样屡屡失败，我们仍然年复一年地固执地使用换汤不换药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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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面临着和玛雅人、罗马人、高棉人以及所有高度发展的文明曾经遭遇的同样的认知门槛。我们现在必须解决的、最危险的问题已经存在了很多世代。但是我们并没有利用集体资源、智慧和技术来制止它们，只是着手改善一些烦人的症状，而没有发现永久的解决方案。这样一来，我们不过是又把问题交给了后代。换句话说，一谈到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政府债务以及其他大范围威胁，我们仅仅是陷在生物认知局限这股强大暗流中，对此我们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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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扬尼尔·巴哈彦博士揭示了复杂问题具有的固执和危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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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问题——那些反复出现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换句话说，解决不了的问题，最终是以停顿的形式来表明自身的。无法前进，这是一个社会遇到认知门槛的最早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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