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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正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与其坚持毫无结果的仪式，玛雅皇帝为什么不继续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法来应对干旱问题——几千年来，一个他们知道可能会导致自己灭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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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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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其实正是遭遇了一个认知门槛：随着他们的境况日益复杂，玛雅人没有开发出解决复杂问题的技术，所以当那些针对相对简单问题的解决方法无法奏效时，信仰就取代了知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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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玛雅文明通过一代代的继承沿袭，干旱、疾病和国内动乱这些问题发展到了连玛雅神庙都再也无法控制的程度，直到最后，一个或几个问题共同作用，颠覆了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强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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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有更强的能力来处理像如今的干旱这样的复杂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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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干旱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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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中海岸，在这里，干旱问题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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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部长、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Steven Chu）博士最近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强调了形势的紧迫性：“我认为美国公众并不了解会发生什么。我们看到的一项方案中，加州农业已不复存在。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保证城市运转。我希望美国人民会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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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0年中，加州沿岸地区严格限制工业发展，因为一到夏天，居民就会发现水不够用。我们依赖的淡水全部来自1～3月少量的雨水。情况就是如此。不管我们的领导人对未来有多么美好的憧憬，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是重中之重。纵观过去50年的趋势，我们很容易发现，情况每年都在逐渐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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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放着个定时炸弹，但是在加利福尼亚，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像对待地震一样：我们装作这根本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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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居住的蒙特雷县（Monterey County），关于修建海水淡化厂、打更多水井和从本地溪流和河流中引水的公开辩论已经持续了至少30年。但是每年制定永久方案——比如脱盐——的计划，会为了进一步研究而延缓，来年的春天政府又开始重拾应急式的保护工作，同时也会采取季节性的经济制裁来降低用水量。当情况变得真正糟糕时，蒙特雷县就开始定量供水。我们接到命令说禁止在7月份用水浇草坪和绿化物，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6年。去年，我家的用水量降低了一半，我让院子里的植物干干的，但水费却是原来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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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发人深省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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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出席水务委员会会议并试图解释——为什么保护不是长久之计，只能起短期缓解作用时，大家都不以为然。“别种草了，把植物换成耐旱的。”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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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希望问题就那么简单。然而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玛雅人也许就能活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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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资源进行保护虽然可以延长我们的生存时间，但是随着根源性问题的恶化，也推迟了不可避免的灾难的发生。可悲的是，获取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把自己蒙在鼓里，以为自己实际上已经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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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缓解性措施是危险的，因为一旦短期的状况改善，人们很容易误以为它就是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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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反复强调解决加州海岸更宏观的历史性水资源问题，但每次都受到了缓解后情况的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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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用3个月时间做了一份报告，用图表和图的形式表示在12年的时间里，具体的井和河流水量的减少情况。趋势无可辩驳，解决方法显而易见：我们需要制造更多的水。光凭借保护，我们不可能走出目前的难关。但是“制造”饮用水是个在政治上备受争议且相当艰巨的任务。继续施行保护措施会让我们感觉更轻松自在，虽然逻辑上我们知道这不是个长久之计。我们就是那些无谓地对抗强大的认知门槛暗流的游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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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加州立法者再次未能达成水协定”（“California Lawmakers Again Fail to Reach Water Deal”）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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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立法者周六再次集会，以期达成协议来改善加州几十年的老旧水系统，但是最终没能对几个重大突出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州长在周六举行的4个小时的会议上，立法者们反应冷淡，尽管前一天州长声称他们即将就水问题做出一个历史性决策。“遗憾的是，进展不大。”参加会议的少数党领袖、来自R-圣路易斯奥比斯珀（R-San Luis Obispo）的萨姆·布莱克斯利（Sam Blakeslee）在离开会议时说，“加州水库和运河网络建于20世纪60年代帕特·布朗（Pat Brown）州长执政时期。施瓦辛格等很多人曾说过，这套水利系统对于现有人口和未来涌入加州的几百万人口已经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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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连续5年参加我们本地的水务委员会会议。那段时间我们根本没制造出一丁点水。我们有这个需求，也有这个技术，但是我们没有整治一个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所以，那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渐渐平息，最终在委员会中提都不提，不管它们可能多么有效。总有一天，当水资源危机严重到一定地步，恐慌将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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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我个人的现代生活经验，我想知道，是否曾有一些玛雅人发自内心地想解决多层面的大问题，但是却一次次地受到阻挠。或者，对于他们来说，最后结果就是发现自己被拖到神庙屋顶成为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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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加州的水问题、全球气候变化、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团伙暴力，还是持续的宗教战争，我们的行动顶多只是缓解短期的症状。随着我们的问题代代相传，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解决，我们应该担心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然而，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继续推行缓解措施，就好像这些问题会不治自愈，而不是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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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们和早期文明下的人类很相似，虽然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失去了理解问题复杂性的能力，因此我们渐渐地向它屈服。和玛雅人类似，我们天生就喜欢将简单的信仰和解决方法同非常复杂的社会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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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生物学家、《时代》杂志评选为上世纪25位最重要人物之一的E·O·威尔逊博士在2009年总结这个悖论时说：“人类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着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组织机构和上帝般的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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